2002 年3 月21 日，美國國防部與司法部頒佈新的軍事審判機關指導方針，指示美方該如何審判被拘留在美國與關塔那摩灣的囚犯。這些拘留案件中最令人驚訝且持續引起眾人關注的，是大多數戰俘皆無權諮詢法律顧問，也無權參與審判程序。新的軍事審判機關並非阿富汗戰俘有權參與的法庭。某些人會接受審判，而某些人不會。本文書寫之際，美方剛宣佈：650名被拘留超過一年的犯人中，只有六人會接受審判。《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規定的諮詢權、上訴管道與回國受審等，皆不適用於關塔那摩灣的戰俘。而美國雖然主張塔利班亦受《日內瓦公約》保障，但卻同時說道，塔利班就如同關塔那摩灣的囚犯一樣，並不符合戰俘地位。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近年不少著作被翻譯成中文，但其書寫方式的跳脫，有時卻被指不夠嚴謹紮實，駱頴佳認為閱讀韓炳哲的書還是能為他帶來衝擊，在早前以「否定性的否定——韓炳哲論他者缺席下的無痛社會」為題的講座裡，則聚焦兩個問題，一是韓炳哲如何看待「否定性」，二是「他者缺席」會為當代社會帶來什麼問題。

香港文學生活館早前於一拳書館舉行的對談講座，請來黃嘉瀛擔任主持，與作家李智良及音樂人黃衍仁，以「城市的聲音，他者與主體」為題，談論聲音以至噪音在城市裡的功能，以及主體如何以藝術再現或觸摸邊緣的他者。

一晃眼，是十二年。李智良終於要出版他稱之為「第 2.5 本書」的《渡日若渡海》。《渡日若渡海》裡，敘事者像散步一樣走過城市的每天，每個片段積疊成遭遇他人的短促經驗；李智良試著問這樣一個問題：關於那些沉默的他者，該如何寫？

「認識就是救贖。它與作為他者的認識對象之間有愛的關聯。」如此柔和溫暖，鼓舞著我。簡單來說，是否有可能，存在一種尖銳的愛？

早前讀了一篇評論文章，提到劇集第十話應思聰病發繼而闖進精神科社工宋喬平的辦公室，被宋安撫下來的情節。這段情節我也非常喜歡，不是因為思聰問「為甚麼是我？」的無奈，也不是那句不屬於劇本的「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而是，我在其中看到一位外套上掛著小玩偶的精神科社工，如何以平等的姿態，讓病發的思聰言說其經驗──他要拍怎樣的電影，是甚麼使他受苦──在喬平面前的不是一個胡言亂語、幻聽幻覺的精神病患者，而是一個在特定環境與心理狀態下受苦的人，以及他正遭遇的人生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