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更多)

《台灣同志文學史》的緒論所具有的參考價值是紀大偉著重處理「同志」在台灣文學的一份「現代性的報告」（Tongzhi Modernity），而這種現代性的展現即是權力競技場的展現。紀大偉透過追蹤權力場的運作，發現三種角力痕跡，包括「本土vs國外」、「壓制vs興盛」、「主流vs非主流」。在閱讀香港文學內同志書寫的過程中，我發現紀大偉的視角對香港同志文學研究相當有啟發性。而同樣追蹤著權力的氣味（因為「同志」本來就是被各種權力共同建造出來的），我也得以窺見三種角力的痕跡，成為支撐「香港同志文學」成為範疇的證據。 (閱讀更多)

(閱讀更多)

殉情除了表面的浪漫榮光，它背面的悲劇性是如此濃厚，就在殉情前一年，太宰為何在〈二十世紀旗手〉寫下了「生而為人，我很抱歉」？那是因為，當他在這部小說裡寫下自己的理想愛情模樣時，在現實中，他的妻子一笑也不笑地說：「那根本不是我。」這就是太宰治私小說的核心，那些女人誰都不是，只是太宰治失格的憶想。 (閱讀更多)

文化評論人馬國明撰寫的深度金庸評論，上回講到金庸武俠世界的父權主義，後篇圍繞這個主題再作延伸，而他更在《鹿鼎記》裡的韋小寶身上，找到後父權主義社會裡的處身之道－非政治化的政治。將此連繫到香港的時局形勢，金庸武俠世界中的大象，其實就是香港，即使現在金庸已經離開，活在那個世界裡的大象仍然活躍，而且值得我們去關心。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