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認同大灣區，但大家都認同，我也認同，《過春天》拍得好看。看似寫實的糖衣包著某種政權的童話，那才是恐怖。 (閱讀更多)

香港進入抗爭年代，日本六十年代末的三里塚抗爭與香港的守護菜園村運動相似，於是小川紳介由1968年至1977年期間紀錄三里塚抗爭的七部電影開始走進香港人的視角；大津幸四郎、代島治彥在2014年導演《抵抗的代價：活在三里塚》在抗爭五十年後重訪參與者，就是要探索歷史的現代進行式；到2017年，代島治彥再導演《三里塚：伊卡洛斯的殞落》，在這探索之上再走前一步。 (閱讀更多)

我很同意紀錄片存在一種與史實改編的電影存在不同形式的政治性。以光州事件為題材的《逆權司機》、《逆權大狀》、《華麗的假期》等固然深入民心，但這些電影呈現的不止是歷史背景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還有富娛樂性的故事，政治性固然存在，但相比起紀錄片，政治的多元性則更豐富，抹去娛樂的追求，就呈現了更真實、更全面的影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探索社會。《金君是誰》聚焦於一個身份不明的金姓市民軍，以不同人對其身份的一個論述，去窺視他們對一場轟動全國的歷史事件的看法。 (閱讀更多)

大象並沒有代表什麼，牠或它很可能只是一種虛假希望。他們一行人來到中途站，老伯說，撐不下去了，他想帶孫女回去。不得不如此，要出走，不得不如此，要歸去。那一場韋布和老伯的討論，我總想起黃碧雲《失城》的陳路遠。 (閱讀更多)

薄荷糖潔白、清新，就像金英浩的初戀女友尹秀林，也像初遇尹秀林的金英浩。電影靠近尾聲，我們看到1980年他的部隊出動那一夜：五秒內收好行李出發，五！四！三！二！一！狹小營房內軍官咆哮轟炸，士兵們暴衝出軍營，他手腳笨拙，慌張打翻了女友送他那盒薄荷糖。微硬的糖果碎裂在軍靴下，沒有人聽見那微小聲響。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