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刀」的空間政治，就是由一種原本「廣場恐懼症」（agoraphobia）的空間壓制手段，脫變為透過散播「廣場厭倦症」氛圍而湊效。似乎在傘後開始透過傳媒、區議會，當然還有政府管理部門的刻意退場，使旺角行人專用區鎖定為下一個清除目標。 (閱讀更多)

《100毛》登場大賣時我已老了，不大看消閒性的雜誌；整個《100毛》以至毛記，我可能都不在其射程範圍內，所謂愛憎不關於情。以前有說「100毛是我們這時代的號外」，我當時心想，一本雜誌要守到變成傳奇，必須要守好多年，不知《100毛》守不守得下去。 (閱讀更多)

又感慨的是，想儲書的話，除了《100毛》和那些不知名基金贊助的耆英養生書，其他的選擇都不多了。 (閱讀更多)

韓麗珠從十五歲開始成為了村上春樹的讀者，第一次讀到《挪威的森林》就無法輕易放下。村上的小說，無論是長篇、短篇或中篇，都不乏性的描寫。 (閱讀更多)

在三十五度炎夏的中環，只有十秒橫過馬路的綠燈時間，四周密密麻麻全是西裝筆挺呼喘過路的行人——控訴中環節奏已經是十分老套的事，然而如今，這種逼迫感正像癌細胞般大肆蔓延，在沙田、大埔、上水、屯門、元朗發病。以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後現代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時空壓縮」（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觀之，一代人的青春快要窒息死亡。我們的香港強調快，彼端的石澳高爾夫球場卻強調慢，士紳父老在傭人簇擁中緩步遊走於數十萬呎青蔥綠地之中、徜徉於藍天碧海之間——在港境之南絲毫感受不到土地和空間問題，但從元朗到石澳，是遙不可及的距離。塑造我們困境的，是時間、空間、社會權力之間相互支配的關係。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