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喜歡評卷會議，但要承認它跟考試一樣，是必須存在的邪惡。我曾於一所不太著重學業發展的第二級別學校代課，原任老師剛過了考試週便放產假，於是我第一天上班，便背著一大疊陌生的學生的卷子回家批改。學校沒有開評卷會議的風俗，不問緣由，無從考證，所有評分的灰色地帶需要我自行釐定黑與白，無須與鄰班劃一。我計算總分，寫在卷面的頂部，但沒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想到兩班回答一樣答案的學生，有機會一個被評為正確，一個錯誤，總分只是一個因應老師嚴寬、個人好惡或當下的情緒而浮動的符號，心底便亂了方寸。

假如學生的噩夢是考試期，吳俊賢覺得老師的噩夢是查簿期。通過老師間的互相審查，保障每位同事的批改質素和教學進度良好，老師需要收齊足夠數量的習作，完成所有批改，然後呈交科主任審核，查簿的挑戰不在於趕進度做課業，而在於追收改正。

當老師的，或許習慣了俯瞰一眾學生，疫情下，他們同樣戴著口罩，我們僅能透過髮型和半張臉辨識他們，何況他們穿一樣的服裝、上一樣的課、出現在同一地點，很容易視他們為一體，做到真正的「一視同仁」。只有一群真誠的老師，才樂意深入發掘學生口罩後埋藏的不同面貌，因材施教，從而根據個案的需要做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