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作家迪諾．布扎第的短篇小說《七信使》，以近乎數學化的設定，把時間、距離與有限生命連結起來。這篇文章的作者陳慧寧從小說的時間設置出發，借用許榮哲對故事結構的分析，再將視線轉向作品中無止境延伸的空間。文章由羅馬建城傳說、城邦邊界與愷撒「跨越盧比孔」等意象，嘗試把《七信使》放進另一套關於界限的閱讀之中。當信使離開得愈來愈久，而王子仍選擇向未知前進，一個有限的生命，又將如何面對無止境的前方？ (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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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吳曉樂在檳城往吉隆坡的火車上，四個鐘頭讀完賈奎琳・哈普曼的《對男人一無所知的我》。 小說寫的是40名互不相識的女性被囚禁在地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了甚麼。當控制突然消失，她們重獲自由，等待她們的卻是一個幾乎空無一人的世界。 最打動吳曉樂的，是敘事者看自己身體的方式。那種未經任何人告知的「第一手體驗」，她說自己早已不可復得，因為在那之前她已經「被告知得太多了」。敘事者卻不是這樣，她有自己的文化、歸屬與度量衡。 (閱讀更多)

打開一扇窗，意味著什麼？美國詩人簡．赫斯菲爾德（Jane Hirshfield）在《十扇窗：偉大的詩歌如何改變世界》中，以十章內容討論這個命題。在赫斯菲爾德筆下，「窗」所帶來的，是讀者經驗的延展與視野的擴闊。 作者葉子循着「窗」的意象閱讀全書：從和泉式部破屋間漏下的月光，到艾米莉．狄金森「更多的窗戶」，再到薩拉熱窩圍城期間的大提琴聲，詩所留下的缺口，使原本密閉的世界有了讓光、風與未知進入的可能。 葉子認為，詩並不保證窗外存在答案。重要的是，窗已經打開了：「它不保證窗外有答案，只確保發現生命的可能性。」 (閱讀更多)

《極樂海》是詩人石堯丹的首本詩集。詩人阮文略認為石堯丹在這本書嘗試做的事情，確然如他在作者簡介中所寫︰以「浪蕩子」自居。阮文略溯 Flâneur 一詞的來歷，由波德萊爾《現代生活的畫家》講到十九世紀的巴黎，再落回香港：「同樣的浪蕩是否巴黎人的專利？詩人在香港的橫街窄巷、小島海岸行走、觀察和書寫，算得上是 Flâneur 精神的在地化」。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