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毛《人形物體載浮載沉》摘錄——（下）

為什麼她死了？

輯一/ 流散時代

你淺淺地躺在/水深三尺/蓋上浪花墜入/我的眼睛

〈四海為家〉

2025年1月攝於香港某座公屋

你選擇的「他殺」，與自殺相對，指人類個體或群體導致人類個體或群體死亡的行為，可以是蓄意，也可以是意外或過失。

大女兒說，第一針疫苗後，女子頭昏目眩了幾天，而且不管疫不疫苗，小女兒說，首先她是不會自殺的人，二女兒說，因為她太樂觀了，也太怕死。

精神病患者、新移民女性、單親媽媽，是調查人員分析女子死因的切點。然而，這些切點和死亡並無直接因果關係，沒有人能夠在中間替標籤綁上別具意義的繩子。它們無非只是窺視孔。站在門外的你，睜大眼睛想要看清CCTV拍不到的女子，可即便靠得再近，你也無法在魚眼鏡頭模糊且扭曲的影像裏，找到躲在門內，女子身體裏屏息凝氣的那位女孩、那位少女，還有那位青年。

沒錯，無論你如何敲打，門也是不會開的，因為這裏並不是她們的家，她們也不會貿然替陌生人開門。到底哪裏才是家？多年前，女子病發時曾捧著煤炭和三個女兒說過，不要給任何人開門，天上才是我們的家，然而，當女子清醒後，卻說出：

其實哪裏都不是家。

1/ 女孩的辮子（記憶）

兩棵樹綁上繩子，兩個女孩在中間跳舞，不時挑一下繩子，隨著節奏轉一圈又踩一腳，跨進去再繞出來。時空在來回不斷的穿梭中漸漸消失，只有兩段波長不同卻頻率相似的笑聲此起彼伏——回家吃飯啦——從四樓墜落的喊聲撞破作為邊界的繩子，繩子混沌的殘影在兩個女孩離開後重新回到本體，又被風吹得抖動。

甩著兩條辮子，黝黑瘦小的是李愛莎，她十九歲離開鞍山來到香港前，經常黏著走在前面，比她高出兩個頭又大八歲，扎著單馬尾的姊姊李安娜。安娜帶愛莎邁進近似隧道的門口，十五階前臂般高的樓梯，要走四次才能回家。這是光幾乎進不來的地方，每層除了兩道只有人頭般大的窗戶外，就剩需要聲控啟動的小燈。所以，她們是跺著腳走路的。

房子剛裝修好沒多久，牆壁都是油漆味，長廊經過廁所和廚房後便是一室一廳。左邊叫小屋，是愛莎、安娜還有她們二哥三個人的房間；右邊叫大屋，用沙發和電視隔開的區域旁邊，是她們父親李先生和母親車小姐睡的地方。剛才的喊聲就是這位雙手沾滿乾掉麵粉的車小姐，從廚房盡頭的陽台拋下去的。

2025年7月攝於廚房盡頭的陽台

她們剛搬來鞍山，住的這棟樓由李先生退役後，剛入職的公司承包建設。鞍山被稱為中國「鋼鐵工業長子」——應該說「鞍鋼」——安娜躺在沙發上對愛莎的大女兒說，根本沒人聽過鞍山，但講「鞍鋼」就都明白了——鞍鋼全名為鞍山鋼鐵公司，是中國第三大鋼鐵國有企業。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政府將重工業列入國家經濟建設的重要位置後，鞍鋼成為中國關鍵的鋼鐵生產基地，更於1997年，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在建設公司就職十二年，如今退休三十二年的李先生說，當初他們公司蓋的房子就是鞍鋼的工廠和公寓，而用的機器，都少不了鞍鋼從石頭煉出來的鋼鐵。李先生的二兒子也在鞍鋼工作，和經常出差的李先生、經常加班的車小姐和外地上學的大兒子一樣，總是早出晚歸。因此，都是長女安娜照顧老么愛莎。

左/愛莎 右/安娜

愛莎出生在十月的黑龍江，李先生進駐的齊齊哈爾部隊裏。安娜出生在六月的遼寧，李先生停留的撫順部隊裏。她們的大哥和二哥都出生在不同的城市。讀著各人身分證上的年份，可以在地圖上找到李先生當兵期間移動的足跡。

1949年，初中二年級且沒錢再念下去的李先生，跟著全班同學走進了部隊。十七歲成為空軍雷達操縱手，離開大連以來，李先生幾乎沒有停在一個地方超過五年，除了將近四十歲，被派到齊齊哈爾部隊當副團長，生下愛莎，轉職到鞍山後，李先生移動的速度才逐漸慢了下來。九十二歲的李先生在多年後回憶四個孩子的身影，只記得老大和老二常吵架，調皮的老二會欺負老大，談起老三安娜時，他只說了，還行，老實，談起老么愛莎時，他也說了還行，然後是一般。

1993年5月——愛莎19歲

愛莎十九歲離開鞍山，大哥也是差不多年紀和家人告別，他們和李先生離開家鄉的年紀相約。二分之一的可能，是這個家的孩子成為「離家者」的機率；近乎三分之二的人生，是他們生活在「外地」的時間。或許「離家者」這個詞彙不夠準確，「外地」的位置也太過模糊，因為在這個從李先生開始本就無根的關係網中，他們並沒有家，充其量只能是「流散者」，他們停留的地方，沒有內外之分，都是「地方」。

他們拿到車票，在這個站上了車，途經幾個站，就下去放幾次風兒，列車的終點站，也未必是他們目的地。研究所修讀飛機設計的大哥後來坐了飛機去美國，而愛莎也換乘了幾個不同的交通工具來到香港，現在要去的地方不明。留在鞍山的安娜和二哥，各自結婚生子後，住在不同的地方，每週會到李先生和車小姐的家一到兩次，愛莎和大哥每年也會回鞍山一到兩次。

每次回鞍山，愛莎都會替還在上小學的女兒們綁兩條麻花辮子，就算院子裏的樹已經消失了，繩子沒地方綁，她都會喋喋不休地告訴她們，以前是怎麼和安娜跳皮筋玩的。

2/ 少女的耳洞（現實）

2025年1月攝於鞍山

洞是危險的。當我在2025年初，聯絡上已經四年沒聯絡，我稱她為大姨的安娜，我媽媽愛莎的姊姊，冰地上就出現了個洞。我從香港來到以前每年暑假都會待上大半個月，已經六年沒踏足的鞍山，雪剛開始融化，大姨帶我們去孟泰公園溜達時，冰地上就出現了個洞。洞裏有根木棍，長度不明，小男孩握著木棍搗騰了許久，被遠處女人的喊聲叫走後，三妹在經過時也攪拌了幾下，摸完木棍的大姨用旁邊的雪洗手，我拍下這個畫面，沒看到洞裏有什麼就跑了，因為她們已經走遠，這個焦段的距離需要跑才跟得上，需要重心放低，才不會在冰地上摔倒。

冰地原本是湖面，從洞的邊緣目測，厚約兩雙手。今年將滿60歲的大姨走在前頭，扶著石地爬下半身高的坡，踩在冰地上跺了兩腳，揮手叫我們下來。雪被推到旁邊，冰露了出來，俯看湖面是大大小小的洞。

大姨將套著平底圓頭鞋的右腳放在左腳後面，腳尖朝外，用力蹬，向前移動十釐米。這就是滑冰，她說。然後，我們就從冰地上大的洞，穿過人走出來的道，走到雪堆裏小的洞。每個洞裏幾乎都是陀螺，還有握著繩子鞭打的人。

2025年1月攝於鞍山孟泰公園

你玩過嗎，我問。大姨說，玩過。小時候還玩啥，我問。大姨說，欻嘎拉哈，就是拋羊骨頭，還有摔啪嘰，撲克牌一翻就贏，然後和泥，拿一把往地一摔，漏出來的窟窿最小的就死。我問，這些你跟媽媽玩嗎。不，大姨說，差八歲怎麼玩？

冬天的素材大多都是這種無關痛癢的細節，直到離開鞍山的前一天，我在小屋的閣樓，踩著椅子，爬上門框將一箱又一箱的相冊掏出來後，才找到時機問大姨，關於媽媽的事。大姨告訴我，洞是媽媽初中時穿的，兩邊耳垂，姥姥給的錢，後來還割了雙眼皮，經常拍照，所以相冊裏的主角大多都是媽媽。你媽最愛搗騰，她說，像咱這種人就不照相，多虧啊。

我上班的時候，只有一套衣服，下班洗完乾了就穿，大姨說，我還記得灰色褲子，小花衣服，穿一夏天，然後錢也沒攢下，不知道哪去了。句子背後，是四張一欄，兩列一頁，幾十頁一本，放滿幾個箱子的相紙，翻幾次，媽媽的裝扮就會變幾次：半屏山髮型，黃色連衣裙，玉米鬚瀏海，紫色禮服，珍珠項鍊，齊耳短髮，白色衛衣，水洗牛仔褲，軍服還穿過兩套，室內的是海軍藍，腰帶配槍，室外的在花叢前，軍綠色。

照片裏的照片在小屋衣櫃旁邊，媽媽穿著白紗。老臭美了，大姨說，沒結婚還弄結婚照。還要和結婚照合照，我說。翻到真正的結婚照，媽媽穿的白紗亮片更多了，但旁邊的男人全沒了臉，雖然最初的結婚照也沒有男人。

我們都知道是姥姥，也就是車小姐剪的。在媽媽和爸爸離婚後，姥姥中風長期在家，每隔幾天叫姥爺，也就是李先生，將櫃子從左搬到右，從裏翻到外，剪掉所有不喜歡的東西。東西消失後就留了好多個洞。

2000年7月——愛莎26歲

你媽高中老多對象了，大姨掀開一頁又一頁。我想起媽媽談了兩年的初戀，高中畢業前，對方因為家庭和學業原因提出了分手，後來媽媽才不想待在鞍山。大姨說，他家有錢，看不上咱這家庭，但那小子也不樂意，你媽出發的時候還是他開車送的。

想的不一樣，大姨說，你媽前衛，咱就老古板。你活得快活，我說。不快活，吃沒吃到，穿沒穿到——你看你媽那時候還沒割雙眼皮，是不是長得不一樣，人變化多大——你媽就是缺錢花的——大姨本來在談母親的對象，沉默五秒後，一句話卻突如其來冒了上來——你媽就是缺錢花的——承接的前文不明。她繼續說，以前大手大腳慣，缺錢就感覺受控制了，所以就——

你媽就愛出去——我在聽到大姨講到小時候姥爺多麼不著家，三個孩子如何逃家去玩時，我就想到十幾分鐘前她說過的話——你媽就愛出去——

「開路りました」，每次出發前，我們都會喊出這個中日語混雜的句子，在香港，或是鞍山，只要有媽媽，或是大姨在的時候。出發去孟泰公園滑冰前，大門開了，我們「開路りました」，聲音此起彼伏。

最後幾本相冊是我和妹妹們小時候的照片，大姨說，我長的像爸爸，二妹像媽媽，三妹是混合。相冊合上的背景音我加了初六晚上的鞭炮，鞭炮在白天會將雪染成血色，當雪被要走的人推到旁邊，路也變了血色。

2025年1月攝於鞍山

二妹發來了媽媽的照片，在我將文章雛型傳過去後。原來媽媽去世前兩年來過鞍山陪16歲的二妹割雙眼皮，在我搬離家的那一年冬天。

那時她精神狀況還不錯，二妹說，回來之後疫情開始才變差。

3/ 青年的船（記憶）

愛莎是坐船來到香港的，經深圳入境。船從海南島出發，那是愛莎離開鞍山後的第一站，也是中國最南的城市。愛莎曾說過，這是她想像內能跑到的最遠的地方。

高中畢業，愛莎先是在鞍山某所現已結業的大酒店當服務員，實習期間還去過北京培訓，安娜說，但效益不好，老是自己交錢給自己開獎，後來就不幹了，去了海南島。

穿上款式不同的白色襯衫，黑色短裙，愛莎在櫃檯前跟隨以前同樣的流程，替客人辦理入住退房，本來計劃繼續留在海南島生活，直到某天放在置物櫃裏，從鞍山帶過來的18K項鍊被人搶走，才決定離開。愛莎說，那人還是我朋友，當面搶走的，然後就消失了。安娜說，海南島太亂。

渡輪，1994年，要給一百塊錢才能下去，不然就要原路返回。當初深圳屬開發城市，進出需要邊防證，從海南島來的愛莎只好掏出一張紅色鈔票。跟著在碼頭接她的同學姊姊，愛莎來到離香港一線之隔的深圳。深圳是那種，安娜說，我接完你之後就跟我沒關係，都沒有親情，給個暫時睡的地方都沒有，算她挺能耐。

話務員是愛莎來深圳打工的第一份工作。你得學會廣東話，安娜說，她就挺會，聽收音機學的，雖然學得也不全，有時候也不正宗是不是。愛莎的女兒說，還行。雖然，愛莎在深圳認識香港的黃先生，亦即後來三個女兒的父親時，她的廣東話已經可以順暢交流，不過，嫁到香港二十多年，口音還是沒變化，能聽得出不是在這裏出生的。

最正宗的普通話，車小姐生前常和孫女們說，就是咱們東北話。東北三省，屬黑龍江的口音最標準，十多年後的台北，一位來自黑龍江的東北人這樣告訴愛莎的女兒。齊齊哈爾就是黑龍江，安娜說，當初從齊齊哈爾坐火車，到瀋陽中轉站倒車到鞍山，通勤火車都是鞍山人，他們開口，我就合計鞍山人說話怎麼這麼隔應（註1），現在聽久了沒有感覺。我來這裏的時候已經十六歲，口音還是有點齊齊哈爾，安娜說，改不了。

聽著安娜說話的人分不清，到底甚麼是齊齊哈爾口音，到底甚麼是鞍山口音，到底誰是正宗，誰不正宗。

註1：令人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