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與曾經的自己和解 ──翟彥君《夏花與秋葉》和趙曉彤《閒》新書分享會活動紀錄

散文源於自身，寫作時不得不挖掘那些私密的記憶。這種對過往的凝視，可能粗暴，也可以很溫柔。最近我參加了多場新書分享會，內容包括經歷自述、教學分享、文本細讀、詩觀爭辯，林林總總。但這場分享會中，兩位作者卻以近乎剖白的語調，談及成長的痛點，最終引導聽眾回歸各自「曾經」的分享。翟彥君與趙曉彤在界限書店對談她們的新書《夏花與秋葉》和《閒》，並以「我曾經……」為引，跳脫傳統新書分享會的單向講述，與聽眾談及成長的傷痕。分享會上，她們沒有對文本作過多詮釋，更多談及的是創傷、和解與寫作的意義。兩人從各自的寫作起點談起，一路回溯校園經歷、自我認知的迷惘，最終闡述寫作如何從一種自我掙扎，昇華為連結他人的橋樑。

寫作的初始：沉悶與反叛的求學經歷

出版的緣由，可能宏大，也可以很個人。對翟彥君而言，出版的念頭是在辭去中學教職後才真正萌生，她希望將自己的成長與教學經歷沉澱後，與同路人分享。《夏花與秋葉》按照她的成長軌跡編排，若讀者是中學生，她希望他們能看見她從青澀到成熟的經歷；她也希望教育界的同行，能看見教育中不同的可能。

趙曉彤寫作的種子，則源於「極致沉悶」的中學時代。她就讀的中學不太注重學業，課堂內容淺易，這份沉悶將她推向書本。她甚至認為整間中學最有趣的地方便是圖書館。在這樣的教學背景下，她從不愛看書的學生，變成圖書館的常客。為了消解課堂的無聊，她養成了課前借書、上課閱讀的習慣，藉以打發時間。

正是在用書本解除苦悶的求學時期，她萌生了成為作家的念頭。這個想法純粹而直接：「我要寫一本書。」這份堅持，她後來歸因於性格中「堅持和不放棄」的特質。中學二年級，她寫下十萬字小說，用A4紙列印出來，釘在活頁簿上，竟在那個不愛讀書的校園環境中，獲得同儕的追捧與傳閱。這份來自同儕的善意與鼓勵，成為她寫作路上第一道溫暖的光。她笑言，當時的同學們看完後會興奮地與她討論，甚至有幾位至今仍會買她的書。這段經歷，讓寫作從一開始就與「分享」和「連結」緊密相連。

翟彥君對文字力量的感知，同樣始於少年時期。小學三年級某天，她在公共圖書館的成人圖書區，偶然讀到一本關於饑荒下人相食的小說。文字令她代入情景，哭得很厲害，那種切身的悲哀，讓她感受到文字的感染力。自此，她不斷閱讀，從描寫殘酷人性的故事，到日本兒童文學作家安房直子筆下溫柔的童話。她憶述，小學時不交功課、不聽課，常被老師針對，家庭也處於「放養」狀態，內心孤獨。她模仿書中主角，透過一個揉捏窗外景色的手勢，在想像世界中尋找慰藉。這份童年時對文字的依賴，雖然未直接轉化為成為作家的宏願，卻為她日後的寫作埋下了情感的底座，用寫作尋找情感共鳴，安放自我。

來自校園的權力傷害

兩部作品的底色均是成長，分享會中也難免多次提到校園。兩位作者不約而同地分享了來自師長的負面經歷，這些經歷深刻地影響了她們的成長，甚至成為無法消解的痕跡。

趙曉彤中學時曾經歷師生之間的不愉快事件，這些經歷讓她深刻體會到權力不對等帶來的傷害。這份恐懼，使她極度抗拒成為一名老師。因為寫作而衍生的被窺看與誤解的可能，也讓她對「公開」這件事有了更早、更複雜的理解。

翟彥君的創傷，則源於一種「被肯定」的壓迫。她自小被老師稱讚有繪畫天分，但這份「天分」卻成為她的枷鎖。有次為了參加花燈比賽，視藝科老師在周日早上打電話催她起床回校，並否定她辛苦完成的作品，要求她將花燈拆掉重做，只為追求更完美的作品，投至比賽。最終雖然獲獎，卻讓翟彥君對藝術創作產生了厭惡。

「我變成不喜歡被人說我畫畫有天分」，這份讚賞變成了壓力，畫畫從熱愛變成了逃避讀書的工具。最終，在大學選科的最後一刻，她毅然放棄師長期望她選讀的藝術系，選擇了中文教育。這段經歷讓她明白，即便是善意的期許，一旦與權力結合，也可能扼殺一個人最純粹的熱情。同樣，她在小學時因寫作作品傾向抒情，被老師批評「只會寫抒情文」，創作風格單一，甚至讓她將之視作錯誤，使她日後對自己的寫作感到自卑，潛意識中覺得自己在這個領域「很難理直氣壯」。這些來自校園的微小或巨大的傷害，都在她們心中留下了長久的印記。

揭露與和解：用書寫去療癒

如果說創傷是寫作的源泉，那麼書寫本身，則是療癒與和解的方式。兩位作者都提到這一點，尤其翟彥君更在書中勇敢地坦露自己「高功能自閉症傾向」的特質。她形容自己需要像看說明書一樣，去學習社交規則，例如如何透過特定的行為模式讓別人感受到尊重。書寫這些創傷之前，她曾覺得內在的掙扎是徒勞的，外人或許只覺得她「怪怪的」。將這件事坦誠地寫出來，雖然需要很大的勇氣，但卻能將內心的纏結梳理出來。她說：「出了這本書之後，其實我很慶幸我有勇氣去寫這件事。」

這份「暴露」，意外地收穫了許多讀者的共鳴。不少讀者私下聯繫她，表示自己有類似的困擾，而翟彥君的文字讓他們感到被看見、被理解。這種隱藏的共通性，通過書寫得以顯現，讓孤單的個體找到了同行的伙伴。翟彥君希望，透過暴露自己的「缺陷」，讀者能夠學會接納自身的不完美，特別是希望老師和家長，不要用單一的標準去要求孩子。

趙曉彤的療癒之路，則與她後來成為教學者的身份密不可分。儘管曾極力抗拒，命運卻讓她走上了教學崗位。在接觸過度活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過程中，她彷彿看到了過去的自己。她回憶起大學時，僅僅是走進課室這件簡單的事，都曾讓她產生巨大的心理障礙，甚至會在教學樓下的草地繞圈，用各種理由拖延。在認識到「特殊需要」這個概念之前，她習慣「用道德去攻擊自己」，將這一切歸咎於自己的懶惰或不夠好。

然而，當她以老師的身份去理解學生的「不明白狀態」時，她也開始理解了自己。「我看着我要照顧的學生，我就好像看到我自己。」這份共情，讓她終於能夠與過去那個備受困擾的自己和解。當她讀到翟彥君書中關於自我診斷的段落時，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她意識到，許多內在的掙扎，並非道德問題，而是需要被理解和接納的特質。教學與書寫，成為她們自我療癒、重塑認知的方式。

從自我宣洩到與外部連結

寫作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宏大的問題，在兩位作者的分享中，被還原為一個動態的、不斷演變的過程。它始於個人情感的抒發，最終指向與他人的連結。

翟彥君的早期創作以新詩為主，她形容那是一種純粹的「宣洩」，將工作、社會中積累的負面情緒，透過意象化的語言隱晦地包裹、釋放。那時她不太在意別人對自己詩藝的評價，因為她認為寫詩是為了自己。然而，隨着人生階段的轉變，遭受社會打磨，尤其是在成為老師後，她的心態變得柔和圓滑，寫作的文體也從新詩轉向散文。她開始「寫給別人看」，而讀者的反饋，也往往超乎她的預期。

她分享道，有同行的老師在文藝月刊上讀到她的文章，被深深觸動，而那個觸動點，卻是她自己從未想過的。這讓她意識到，作品一旦完成，就有了自己的生命，讀者的解讀會賦予它新的意義。寫作，從一個隱藏自我的樹洞，變成了一道與世界交流的窗。這個轉變，也為她日後決定出書，將更私密的經歷公之於眾，加強了信心。

趙曉彤則更直接地提出，探討寫作的意義是沒有意義的，作者唯一能探討的，是自己是否真的喜歡寫作。而作品與世界的聯繫，則是一件無法控制、也只有讀者才有資格賦予的事情。這個領悟，來自她被學生「逼」着開設Instagram帳號後，陸續收到的讀者私信。

這些來自陌生人的訊息，告訴她某一篇文章如何幫助他們想通了某件事，或在某個困境中獲得了力量。這讓她深刻感受到，將私人的文字出版，讓作品去接觸世界，確實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正是這些來自遠方的迴響，給了她繼續書寫、繼續「暴露自己」的勇氣。因為她知道，這些文字不再僅僅屬於她自己，它們已經在另一個人的生命中，發生了真實的聯繫。

「我曾經⋯⋯」：用表達療癒

分享會的尾聲，兩位作者帶領一個我稱為「我曾經……」的互動環節，她們邀請在場的每一位聽眾，在一張紙上寫下或畫出關於自己「曾經」的一件事。這個簡單的儀式，將對談的主題從作者延伸至讀者，鼓勵聽眾分享。

在柔和的氣氛中，聽眾開始分享自己的故事。這些分享，雖然簡短，卻與兩位作者分享會、書寫經歷相似，無論是被世界厭棄的孤獨、被權力傷害的經歷，還是用書寫對抗遺忘的渴望，都呼應了對談中的主題。這個分享環節，彷彿跳出了「兩本書」和「兩位作者」的界限，而昇華到一個公共的啟示：只要願意書寫、談論「曾經」，它或許不會再輕易刺痛當下。

每個人在這一段路都各自有一個行囊，裏面裝滿了過往，有創傷、有喜悅。這次分享會，翟彥君與趙曉彤都打開了一點她們的行囊。寫作或許是一種合適的傾吐，在呼吸之間，一些經歷得以梳理，就像整理行裝。它讓我們直面那些過往，或會找到新的詮釋，最終與那個曾經受傷、曾經迷惘的自己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