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陳筱筠《跨界想像：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的建構》陳智德序——〈跨界號上的斷想〉

報刊研究向來是香港文學研究當中的重要方向，現代文學本就與報刊文化生態密不可分，加以文化刊物在香港，面對商業社會、通俗訴求和文藝自主生存空間的夾縫壓力，使問題更形複雜。香港報刊的生存空間、性格及與其所載作品之關係，歷來已衍生許多不同討論；進而言之，不同年代的編輯、作者以至讀者，都無可避免地遊走在商業、通俗與文藝的各種縫隙之間，深知當中局限，卻仍勉力探索各種可能，造就文化刊物的獨特個性，那種夾縫間的文化韌性以及隨之催生的新想像，是文化刊物之所以凸顯香港性位置的關鍵所在。

在此文化刊物的生存夾縫中，香港的文藝刊物尤其別樹一幟，不論是純文藝刊物中的《文藝新潮》、《人人文學》、《當代文藝》、《香港文藝》、《八方》、《素葉文學》、《香港文學》、《詩風》、《羅盤》、《新穗》、《秋螢》，或是青年文化刊物中的《中國學生周報》、《大拇指》、《時代青年》、《年青人週報》，又或時論為主而兼包文藝的《盤古》、《明報月刊》、《南北極》、《九十年代》，以至綜合文化刊物《突破》、《象牙塔外》、《博益月刊》、《越界》，當中有些出版了二三十年，有些僅數年而止，回看它們面對的文化環境，在眾聲紛雜的香港文化生態當中，總是懷著熱誠而帶點苦澀地，勉力維繫本身的刊物性格以至最基本的生存空間，同時渴求自主、鮮活的藝文視野，它們的一頁一圖、一行一語，盡如跌宕人生中的生命汁液，點點滴滴皆得之不易。

刊物在基本上，原是提供作品發表的園地，但不同時代的文化人編輯，基於參與香港文學建構的熱誠意志，因而各自延伸出多元藝術的議題、涉事入世的關注點，回頭豐富了香港文學的內核；由是，我們探討香港文學，是無法不談論文藝刊物之起跌得失。

陳筱筠的香港文學研究專書《跨界想像：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的建構》，從文藝刊物的意念為焦點，思考不同刊物在「建構香港文學」的發展進程中，提供怎樣的一種參與方式、思維和路徑。陳筱筠特別提出「跨界」的面向：「跨界的路徑主要開展出三個面向：歷史經驗的交錯與參照、關係的思考，以及不同媒介與文類的跨越」。由此「跨界的路徑」切入，陳筱筠不只留意刊物的興辦意圖，更包括它們在參與建構香港文學的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本不單純地以「香港文學」的在地性或本土讀者為單一對象，而是更具有「跨界」的觀念和意圖。

這觀察十分重要，陳筱筠在本書透過研究《八方文藝叢刊》、《香港文學》、《大拇指》、《素葉文學》、《博益月刊》這五份刊物，標示它們各自的文化性格：「當時不論是嘗試打造理想文化中國的《八方》；以香港為中介，連結各地華文文學的《香港文學》；提供香港本地作家發表園地並重思本土意義與現實的《大拇指》與《素葉文學》；或是並置嚴肅與通俗文學，形塑香港城市與視聽文化想像的《博益月刊》，他們都以不同的方式建構香港文學」，再一一分析它們的不同面向。

要具體了解以上五份刊物的文化性格，各自對應什麼問題、回應怎樣的時代呼聲，需要把它們放回歷史現場，若能進而探究當中的文化位置與文學建構策略，有助於思考香港文學的建構，而這，正是陳筱筠這本香港文學研究專書《跨界想像：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的建構》的另一焦點，她提出「重返1980 年代的香港」，貫串於五份刊物的分析，準確地說不是重返一九八○年代的香港本身，而是重返一九八○年代的建構香港文學的歷史現場，重點在於五份刊物的不同性格，藉以提出「建構香港文學」的多重省思，從而突破既有論述的各自內容。

由此跨界的報刊研究角度下的香港文學討論，以至「重返1980年代的香港」的觀點，使我不單作為一個受邀寫序的香港文學研究者，更被陳筱筠的筆鋒和視野所吸引，書中各篇章貫串其間的「跨界」、「重返」都教我神往，我很願意，搭乘陳筱筠所駕駛的「跨界號」急行列車，沿途經過第三章談論的《八方文藝叢刊》、第四章談論的《香港文學》、第五章談論的《大拇指》與《素葉文學》、以及第六章談論的《博益月刊》這四個月台，我懷著希冀與懷想，一行一行地、一頁一頁地，重返一九八○年代香港的文學現場；在這途上，我將一邊細讀陳筱筠的論點，一邊懷想與我的成長路連結的五份刊物，看看我能夠拾取什麼。

在陳筱筠集中觀察的五份刊物當中，《八方文藝叢刊》是最厚重的一本，每期都超過三百頁，實際上是以「bookazine」的形質出版，故稱《八方文藝叢刊》而不是《八方》雜誌，它的開度和頁數，接近於臺灣的《思想》、海外的《今天》。陳筱筠指出《八方文藝叢刊》的中介位置，以至更核心的有關「文化中國與理想的追尋」，她的觀察很敏銳，事實上一九七九年創刊的《八方文藝叢刊》正值中國「改革開放」之年，幾位滿懷文化抱負的香港以至臺灣和海外的知識份子：參與創辦或擔任編輯委員的鄭樹森、戴天、古蒼梧、黃繼持、林年同、盧瑋鑾、金炳興、文樓、鍾玲、李黎，應有感於當時中國和臺灣仍分別存有許多知識界的「禁區」，《八方文藝叢刊》的編輯們渴求自由、對話、開放的新現代，希望藉由一向具備文化窗口位置的香港，促進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對話，達致藝文觀念的自由流動，這心念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華人社會間，迴盪著一種近乎時代呼喚的和應。

具體內容上，《八方文藝叢刊》以專題方式引介西方理論作為參照、借鏡，又回顧三四十年代現代文學，包括九葉詩人專輯、鷗外鷗專輯、沈從文專輯，在文藝創作的刊登方面，強調臺、港文藝的對話，同時不忘香港青年作家作品的推介。由此多元求新同時具歷史視野的編輯策略，成功營造一種交流對話的氣氛，呼應其時整體文化環境，例如一九八一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九葉集》、一九八四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其續編《八葉集》，引發「九葉詩人」的討論熱潮，而在這之前，一九八○年九月出版的《八方文藝叢刊》第三輯，已率先推出「九葉專輯」，為日後的討論作準備。一九八八年沈從文逝世，《八方文藝叢刊》在同年九月的第十輯與一九八九年二月的第十一輯連續兩期推出「紀念沈從文」專輯，刊出巴金、汪曾祺等人的專文，而在此之前，一九八二年香港三聯書店已出版了十二卷本的《沈從文文集》，香港文化界早就熱心於沈從文作品的推介閱讀，《八方文藝叢刊》的沈從文專輯不只是出於一位作家的離世，更藉著紀念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長期被忽視以至噤聲的沈從文，標示自由、對話、開放的訴求。我捧著連續兩期刊載「紀念沈從文」專輯的《八方文藝叢刊》，仍能感到藉由《八方》編者傳遞過來的熾熱呼聲、仍可憶起當年初次閱讀時難言的觸動。

臺、港文藝對話方面，除了好幾期刊登過王禎和的小說和劇本、陳若曦的幾篇小說，以及第三輯刊出楊牧當時無法在臺灣刊出的詩作〈悲歌為林義雄作〉，還有一九八七年的第七輯刊出陳映真來港演說的講稿〈四十年來的臺灣文藝思潮〉以及第八輯刊出古蒼梧、黃繼持、陳清僑對陳映真來港演說的回應，而在這之前，一九七二年小草出版社已出版了劉紹銘編的《陳映真選集》和《臺灣本地作家短篇小說選》二書，可見，《八方》所追求的自由、對話、開放的新現代，並不孤立或自創，而是在七、八〇年代的香港文化氣氛中，回應進一步整體呼喚的渴求。

我還記得一九八七至八八年間，在旺角的二樓書店買到新出版的《八方文藝叢刊》第五輯，剛好遇上它的復刊時期，好像一種隱秘的發現，該期的「重讀鷗外鷗」專輯，正好與我書架上的一九八五年廣州花城版《鷗外鷗之詩》互相引證，其後每期的《八方文藝叢刊》我都懷著敬意地買回家，直至一九九〇年出版的最後一期即第十二輯。其後也在那幾年間，我分別在不同的舊書店，找到復刊以前的，一九七九年的第一輯至八一年出版的第四輯，如此把整套十二輯都集齊了，許多年後，更得到若干「複本」，在一再搬遷的命途，平添一些不成段落的故事。

《香港文學》的封面「香港文學」四字，由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小說家、書法家臺靜農書寫題字，但沒有在版權頁上標示，許多年後劉以鬯指出，原因是臺靜農提供書法後，再來信說，考慮到有人告訴他《香港文學》的中資背景，以及當時（《香港文學》創刊號一九八五年面世之前）臺灣的局面，題字可用但請勿標示他的名字。由此事例可略見，禁忌和憂慮的真實存在。

陳筱筠留意到《香港文學》的中資背景，再從每期內容細看，我相信劉以鬯的編輯過程中，仍是得到很大自主，起碼在八〇年代大部份時期都是，當然九〇年代以後是有所不同了。

陳筱筠分析《香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以第二期的「戴望舒逝世三十五週年紀念特輯」為例，事實上那是當時很重要的專輯，包括刊登了從未發表過的〈林泉居日記〉，是由施蟄存保存多年，一九八四年特意掇錄好幾個片段，從上海寄給劉以鬯讓《香港文學》發表。該專輯並刊載幾篇較少人注意到的戴望舒有關蘇聯、西班牙和法國文學的觀察評介：〈《蘇聯文學史話》譯者附記〉、〈跋西班牙抗戰謠曲選〉、〈巴巴羅特的屋子〉等文。陳筱筠意識到這專輯的重要性，提出「從這些作品的再現過程中，我們亦可發現當時香港嘗試以更多面向的方式重新探討中國現代文學」，這論點亦顯出陳筱筠對香港文學有廣闊的觀察眼光。她又提到，「很特別的是特輯並未選錄他的詩」，我想，原因應是八〇年代的香港讀者，很容易在書店找到戴望舒的詩，例如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選叢書。戴望舒選集》、一九七七年瘂弦編的洪範書店版《戴望舒卷》，都常見於書店，又如戴望舒的詩集《望舒草》以至《災難的歲月》都有若干重印、翻印本流通於二手書肆，是以《香港文學》該專輯不必再重刊戴望舒的詩。

不論如何，陳筱筠留意到《香港文學》連結香港文學與中國文學以至華文文學的用心，在討論《香港文學》這一章的第三節「境遇性的想像與可能」，提供一種「匯聚文化中國的場域」的分析視角，以及由追本溯源的「產物」，轉換成身分內涵的「生產者」，這特別重要的一環。

她借用史書美在思考華語語系文學時所運用的「境遇性」說法，以論析一九八〇年代香港文藝雜誌如何與臺灣和東南亞各地華文文學進行對話、建構連結，進而提出自己的「在流動的跨國經驗中，透過尋找參照與對話，進行反思的生產與傳播場域」論點，由此，她回頭思考臺灣文學的不同路徑，是否有一種本土視角以外的更闊想像。我想，陳筱筠應該是想藉此提出可供臺灣文學參考的角度，特別有關華語語系文學或華文文學的討論上，當中可見她的文化關懷，書中諸種論述，絕不止於一種學術操作。

列車來到《大拇指》與《素葉文學》這月台，我聽到青澀而鮮活的歌聲，略略分散地，錯落在站裡站外。《大拇指》屬於側重文藝的綜合性青年刊物，讀者以中學生為主，卻一點不淺白、保守、狹隘，其文藝視野開闊，內容涵蘊蓋文藝、翻譯、書介、電影、音樂、時事，重視臺灣文學，介紹過黃春明、七等生、王禎和、林海音、琦君和李雙澤等人的作品，以至組織中學生撰寫臺灣文學書評。七〇年代中期創辦後至八〇年代初，《大拇指》編輯群經過更迭，仍見整體編輯眼界自主鮮活，某程度上承續《中國學生周報》的理想風格。

從一九七五年創辦至一九八七年停刊，《大拇指》對那時代的中學生影響深遠，我最初是中學一年級時在學校圖書館讀到，後來自己到街邊的報攤購買，一份一份的珍藏起來，如今僅餘三數份在此宿舍書架，無異青澀時代的遺物。在八〇年代初的香港，《大拇指》有如一份文藝青年初階入門手冊，為青澀的少年引路。我在《大拇指》讀到的西西、也斯、何福仁、迅清、洛楓、羅貴祥、俞風、陳德錦、鍾曉陽、黃燦然等作家名字，也陸續在我不久就發現的《詩風》、《新穗》、《香港文藝》、《文藝雜誌季刊》等刊物上出現，彷彿一整列香港文藝時代的共同名字。

在我開始尋索文藝刊物的初中之年，《素葉文學》一九八四年出刊兩期後停刊了，我未及讀到，直至我大學時代的一九九一年，大一寒假回港驚見復刊的《素葉文學》在書店出現，封面淡雅、樸實，信是有意重現刊物本色的初衷，那種淡雅看似平白，於我是一份驚豔。《素葉文學》表面平淡，這是由於它拒絕浮耀誇飾，實際上，《素葉文學》是八〇年代前期裡，香港文藝界具重要核心內容的刊物。

陳筱筠特別留意到多位《大拇指》作者的臺灣遊記書寫，《素葉文學》則有許多涉及中國見聞的描述。關於前者，我相信與七〇年代中後期至八〇年代初，香港學生赴臺留學的風氣逐漸達致高峰、扣結出更多臺港文化連繫有關，後者肇因於中國的「文革」結束至「改革開放」後，香港青年熱衷於到中國大陸旅行，他們在七〇年代末至八〇年代前期已留下許多這方面的作品，除了《大拇指》，亦見於其他八〇年代文藝刊物，相關作品，部份曾以創作專書問世，例如黃國彬的散文集《華山夏水》。

陳筱筠結合《大拇指》的臺灣遊記書寫、《素葉文學》的中國見聞的描述，以及兩份刊物對西方文學及思潮的譯介，一再提出本土意義以外的世界性，她在第五章小結引述王家琪的論點，指出「《素葉文學》的中國遊記散文，其所透露出的中港關係、對於中國文化的歷史記憶以及中國性，亦讓《素葉文學》的本土性保持了更加多元、開放的意義」，加以對《大拇指》的臺灣遊記書寫、介紹臺灣作家和譯介外國文學的觀察，由此而呼應全書在論述香港文學建構過程中，強調在本土性以外需要著重的角度。

第六章討論的《博益月刊》，在香港刊物史中屬於商業機構出版的綜合性文化刊物，但有別於偏重時論的《明報月刊》、《南北極》、《百姓》、《九十年代》等等，《博益月刊》的文藝性較強但不屬於《香港文學》、《八方》或《素葉文學》的純文學層次；《博益月刊》的編輯策略，以突出城市文化品味來吸引讀者為主。陳筱筠亦留意到《博益月刊》編者曾將《八方》與《博益月刊》比較，指出它「補充了1980 年代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城市這個定位在文化意義上所折射出來的面貌」，即是一種反映香港都市化進程的城市文化品味，透過文學的方式來重新展現，強調入世、易解而具時尚品位的風格，這與《博益月刊》的出版者：「博益出版集團」的整體經營策略有關。

八〇年代中至九〇年代初，香港興起「袋裝書」（即小開本叢書／文庫）出版熱潮，多家出版社參與在內，博益出版集團在這當中是較大規模的出版社，它所出版的「袋裝書」具不同系列：「漫畫古典寶庫」有臺灣漫畫家蔡志忠的《漫畫莊子》、《漫畫列子》；「新生活系列」有曾主編《好望角》、與臺灣創世紀詩社密切交流的李英豪所著的《詩經與現代愛情》；「城市筆記系列」有陳冠中的小說《太陽膏的夢》、黃碧雲的散文集《揚眉女子》，胡冠文（丘世文）的奇書《愛恨香港》，日後都成了香港文學市場上難以一睹的絕版書，當中由「袋裝書」文化與《博益月刊》共同催生的、尤其是當中的「城市筆記系列」，正是《博益月刊》所強調的城市文化品味的另一種呼應。

陳筱筠以「再現城市」為焦點來觀察這刊物，可見她掌握了刊物的特性，故而從城市短篇、城市小品、城市攝影這三個層面，加以《博益月刊》「城中文化」欄目中有關電臺和電視的相關討論，探討《博益月刊》如何再現城市、以至觀看香港的方法，她提出，「將《博益月刊》放在當時的香港社會發展框架下來看，亦可見其補充了1980 年代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城市這個定位在文化意義上所折射出來的面貌」，正道出《博益月刊》參與香港都市文學建構的要點，當中的「全球城市」與上文前述的「城市文化品味」即《博益月刊》編輯策略的關係，很值得後來者再作進一步探研。

搭乘陳筱筠駕駛的「跨界號」急行列車，乘客不多，沒有車務人員販售便當，或者驗票，註釋替代了廣播，更突顯車體振動以至窗外風聲呼嘯的感應，歷史時流彷彿變得更真實地觸手可及，教我思緒湧流。當列車停靠在標示著自由、對話、開放的《八方》站，我下車與我最懷念的林年同先生握手，夢寐以求地和他交換搜集三、四〇年代舊書的情報。列車來到尋求跨界連結的《香港文學》站時，我看見劉以鬯先生在雜誌社埋頭寫信，向一位住在印尼雅加達的華文作家邀稿。列車到達淡雅樸實而多元的《大拇指》與《素葉文學》站，我下車往站邊的報攤，從白色的校服褲袋裡，掏出三枚鑄有英女皇伊利莎白二世側面肖像的壹圓硬幣，買了一份新出版的《大拇指》。列車駛至追求城市文化品味的《博益月刊》站，我看到香港的核心城區，中環歷山大廈、置地廣場一帶馬路上擦肩急行的都市男女，一個一個特立獨行的「揚眉女子」、偶發奇想一刻「太陽膏的夢」的男子，他們的臉容大多缺乏表情地木訥，你如果沒有讀過《博益月刊》，就永遠無法明白，他們每人都深藏一顆激盪忐忑、猶如股市急升急跌的「愛恨香港」的心。

從「跨界」發端，經歷四個月台，最後，「跨界號」到達的終點，叫做「重返」站。這是一趟魔幻之旅，以「重返」作終結，再現香港文學某程度上的弔詭本質，一個一個編輯、作者、讀者共同構建出香港文學的刊物文化，又似從未發生，它的終結處，儼如一個零點。

慢著，我聽到列車廣播，陳筱筠駕列車駛向「重返」站，是要帶讀者思考跨區域批判的重要性，她指出：「這本書嘗試回到文獻史料和歷史脈絡本身，重返1980 年代香港文學的建構過程」，透過五本刊物不同面向的性格，標示香港文學的建構如何包含本土性與跨區域想像，最後她提出對臺灣知識界的喊話：「回到我的研究來看，這也回應了香港研究之於臺灣的意義。」

因此「重返」的意義也在於藉著回溯刊物歷史，透現另一種面對當今時代的視角。如果以跨界、建構、重返，作為本書的三個關鍵詞，從「跨界」發端的研究，經過五份刊物如何建構香港文學的觀察，細述其本土性與跨區域想像的「境遇性」路徑，陳筱筠最後提出的「重返」，可說是另一層次的跨界：藉由香港刊物的個案，向臺灣知識界喊話。

倘若真正回到《八方文藝叢刊》、《香港文學》、《大拇指》、《素葉文學》、《博益月刊》這五份刊物的歷史現場，對於八〇年代以至九〇年代的香港讀者來說，更宏觀地看，五份刊物的存在，在那「九七回歸」前的日子，實在是一種嘗試越過單向的家國民族想像的、帶有抗衡性的時代文化產物，而當中的抗衡意義，不止於香港一地的。《八方文藝叢刊》持守自主、對話、交流，相信西方文化思潮的參照作用，重視曾被噤聲的、或者當下仍作為異質的文學聲音，最終地，如同刊名「八方」所標示的，兩岸三地文化交流對話的潛在意念，是超越政治意識形態藩籬的對等共存文化圈的實現。《香港文學》除了本土文學及中國大陸和臺灣作家作品，幾乎每期地、大容量地刊載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印尼、美國、加拿大等地的華文文學，遠遠地超越「香港文學」這刊名予人的疆界印象。《大拇指》既是青年刊物又超越青年的程度，編輯以鮮活和跨界文學意念，啟發中學生讀者掙脫正規教育建制所灌輸的淺白語文和單向文化觀念，導向真正文藝的多元跨界自主視野，也就是真正香港文學的精神。《素葉文學》為香港作家提供一個平實的空間，同時透過刊物編輯，標示一種遠離浮誇的素淡美學，某程度上導引香港文學的內核美學風格。《博益月刊》以基於接近商業社會生存之道的經營策略，與八〇年代香港加速國際城市化的進程合流，締結城市文化品味作為香港文學一種更入世的路徑。

這五份刊物所對應的時代呼聲及其抗衡意義，不止於香港一地，我想，若有後來者能與同時期即一九八〇年代臺灣的《人間》、《當代》、《文星》、《聯合文學》、《島嶼邊緣》、《影響》等等同樣有份量的文化刊物一併閱讀比較，相信是饒有意義的課題，並由此間陳筱筠所期許的跨界視野，呼應「重返」的意義：不止於回溯刊物歷史，而是經過回溯之後所抵達的「重返」終點，實際上帶著更多思維返回今天。

轉載自陳智德，〈序二：跨界號上的斷想〉，《跨界想像：1980年代香港文學的建構》，聯經出版，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