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諾貝爾文學獎】卡勒斯納霍爾凱·拉斯洛的末日世界

諾貝爾文學獎很久沒有頒給一位大師、文豪級別的作家了，上一次應該已經是略薩。本屆的匈牙利作家卡勒斯納霍爾凱·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的能量完全配得上（他是卡夫卡的最佳繼承者，所以我在下文裏把他姓名縮寫為K·拉斯洛）。當來自布拉格的米蘭·昆德拉和伊萬·克里瑪、阿爾巴尼亞的卡塔萊相繼去世，中東歐老作家中，他頗有點堂吉訶德孤身戰風車的感覺。

因此在本屆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前，我就猜測：諾貝爾獎到底是要補償卡夫卡還是覺得世界上有過一個卡夫卡就夠了？從他們放棄米蘭·昆德拉和卡塔萊的歷史看，K·拉斯洛的運氣恐怕也不會很好。最後結果出來，瑞典學院這次不再開卡夫卡式玩笑，把文學獎頒給了最有實力、也最能呈現這個世紀以來的歐洲精神危機的作家，K·拉斯洛。這幾年對瑞典學院常走冷門、選擇非重量級作家諸多不滿的讀者們，也都滿意收貨。

K·拉斯洛的小說枝蔓橫生，豐盈了作為哲學框架的某種「卡夫卡式」 （Kafkaesque），橫空盤結、暴雨般在荒原上降下荒誕，他承接了卡夫卡對寓意不明的寓言的愛好，擅於像幽靈一樣遊蕩在歐洲大地上俯瞰衆生，但也使普通讀者望之生畏。不過K·拉斯洛有的是卡夫卡的黑色幽默，不時能讓人超脫殘酷、超然於政治的糾纏，這兩者相雜，構成了他不能為同代作家取代的魅力。至於拉斯洛本人也深知這種悲劇感的價值，他在獲獎當天被記者問及靈感來源時，他回答「苦澀(bitter) 」，並說：「這是非常黑暗的時期，需要比以往更多的力量。這種苦澀也可以成為下一代、再下一代文學的靈感。」看目前的世界時局，恐怕他會一言成讖。

K·拉斯洛的悲憫如此吝嗇地傳遞給我們，卻令讀者耿耿於懷好多年。除了我早已專文評論的《撒旦探戈》，之後的兩部重要著作也如是。結集為《仁慈的關係》的早期短篇，大多繼承了卡夫卡小說中角色對困境的若無其事——人對極限狀況的適應其實呼應了二戰歐洲的集中營記憶，人們把例外狀態過成了麻木狀態，慣了溫水煮蛙，這才是最可怕的。

在拉斯洛第一篇被譯作中文的短篇《茹茲的陷阱》裏，故事發生的郊區火車站直接叫做Jedem das seine——那是拉丁語名言Suum cuique的德語翻譯，意為「各得其所」，二戰期間，曾作為口號出現在布痕瓦爾德納粹集中營的鑄鐵大門上。沒有比這個命名對冷戰時代的匈牙利人民更有諷刺性的了，而敘事者還要說：「這一切對我來說都察覺不出有任何的異常。」

唯一的轉機出現在姐妹篇《荷曼：獵場看守》與《手藝的終結》中，荷曼是一位「無與倫比的捕獵大師，守護著一門逐漸消亡的古老技藝的輝煌奧秘」，奉命清除一片森林中最後的「有害野獸」。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懷疑自己可能『走錯了路』」。赫爾曼改變了立場，決定追蹤全新的獵物，那就是墮落的人類。這樣一個憤世嫉俗的人，變相為人類提供了一個贖罪的機會，就像《火》裏面的縱火犯那樣是一個東正教裏的「聖愚人」的角色，結果人類懵然不知，繼續在索多瑪的快樂中自取滅亡。那也是K·拉斯洛最直接的憤世嫉俗之作，其後他越來越狡猾和老練地包裹了這種「反人類」意圖，甚至演繹成了一種壓抑的詩意。

在分量上僅次於《撒旦探戈》的另一長篇《反抗的憂鬱》，就如這種詩意瀰漫而成的一場毒霧，生活在崩潰邊緣的人遭遇了一個展示鯨魚的馬戲團，這鯨魚雖更接近腐臭的利維坦，但也在文字的增生中繁衍成滋養黑暗中萬物的鯨落。因此它的文字看來比《撒旦探戈》更為綿密且灰，如像腐海上的菌絲。

第一部分的女主角弗勞姆夫人，既像是冷戰時代的包法利夫人，又像是匈牙利南部小鎮的布魯姆（《尤利西斯》主角）穿過野蠻人的圍困、漫遊還鄉。「儘管面對周遭危機隱伏的巨大挑戰，她並沒有喪失反抗的決心，但是在路燈全部熄滅了的，令人感到壓抑、緊張的寂靜裏，她感覺自己越來越像是一個隨時可能遭受野獸攻擊的獵物，因為無論她將目光投向哪裏，無論她怎麼藉着微弱的光線試圖尋找自己居住的那棟公寓樓，但舉目四望，看上去更像是一座遭到圍困的城市，似乎繼續反抗的努力都已徒勞無功，居民們甚至已經放棄了任何可以生存下去的希望。」（余澤民譯）弗勞姆夫人從一開始就解構了書名裏的「反抗」，這不是一部西方新興的「抵抗文學」，即使與上一代作家加繆《瘟疫》裏的圍城相比，它也是鄙陋和失控的。

第二部分「維克斯密特和聲」則被K·拉斯洛改編為《鯨魚馬戲團》劇本，電影也成為塔爾·貝拉的代表作之一。如果說那個神奇的鯨魚標本象徵了拯救，主角那位滿腦子宇宙奇想的送報員瓦盧什卡，也充當了連接救贖可能和墮落世界之間的小先知的角色。但他在小酒館裏指揮酒鬼們模仿太陽系經歷日食然後重生的那一段抒情詩般的舞蹈，註定不能讓人信服（先知在自己的家鄉不會被尊敬，聖經說），當然最後只能變成末日練習，就像這整本小說所演示。

在末日背景下對神奇造物（哪怕是馬戲團虛構的）的歌頌，符合聖經以利維坦營造的恐嚇和啓示。「在他視線所及的範圍內，由人行道和街道組成的整個交通網絡都被一層緻密無縫、堅硬無比的垃圾鎧甲所覆蓋，這是一條被人踩踏、在刺骨寒冷中凍結到一起的垃圾河流，在黃昏晦暗的暮色裏閃爍着超自然的光芒。」在《反抗的憂鬱》裏另一個先知角色、老音樂家艾斯泰爾這樣看他身處的末日城市，實際上這段形容完全呼應了聖經對利維坦的描繪，因此可以得出結論：這個世界就是利維坦本身，死鯨魚本身。

但是先知以外，庸衆們卻選擇了馬戲團帶來的另一個神秘的巨人：「王子」，此人有神力（馬戲團老闆說那只是生理缺陷）並樂於煽動群衆進行無意義的破壞與狂歡，把城市與人家、甚至醫院洗劫一空。電影裏廣場上的長鏡頭是教科書級別的流暢和複雜，彷彿證明了庸衆不靠先知的指揮也能自然效仿星體運轉——即使失控也在混沌中運轉，因為星空並不必然表示秩序，混亂暴烈也是宇宙的真相。

《鯨魚馬戲團》之後，《反抗的憂鬱》進入第三部分「墓前致辭」，可想而知，這近乎布洛赫《維吉爾之死》的一個鏡像、相反版本的哀歌。艾斯泰爾夫人與警察局長勾結形成的新勢力接管了城市，她們的強力在末日上面生成更牢不可破的末日，如是「王子」的野心與利維坦的兇悍的組合，一如英國政治學家霍布斯的《利維坦，或教會國家和市民國家的實質、形式、權力》所證：國家就像一個巨人或怪物利維坦一般，它的身體由所有的人民所組成，它起源於人們對一個強勢政府的需求，否則社會便會陷入因人性求生本能而不斷動亂的原始狀態……於是小說最後，「整個帝國被碾壓成了碳、氫、氮和硫，精細的組織被分解成碎片，直到煙消雲散，不復存在，因為它們被一項令人難以想象的遙遠判決所侵蝕消化——正如這本書現在，在這裏正被侵蝕消化一樣，此時此刻，這是最後一個詞。」（余澤民譯）

不過K·拉斯洛不是一個政治家，他只是一個不被信任的先知，也即一個詩人。但和傳統意義的詩人不同，他的寫作總是推向一種二戰之後特有的「詩意的反向」——阿多諾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拉斯洛的詩意，恰恰就是這種「野蠻的、殘酷的詩意」。他用這種野蠻而殘酷的詩意，去持續戳破東西方文明皆有的僞善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