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文藝之沈痾：超越人性的遲疑

這幾年我愈來愈確信，東亞現代文藝最擅長的一件事，是描摹人性。無論小說、影像還是戲劇，我們對「人」的觀察總是細緻入微，對情感的捕捉幾乎成為一種文化本能。換句話說，東亞的文藝之所以打動人，是因為它熟練於表現人性，而非超越人性。從這個角度來說，無論東亞文藝作品的風格或時代，都是某種意義上的「現實主義」。

我們的文學與影像總是貼近現實，喜歡以細節揭開人格的暗角。日本小說以孤獨與羞恥為核心，韓國影像揭露階級與怨念的糾纏，中國當代文學則習慣於透過荒誕或反諷回望現實秩序。無論是李滄東的《薄荷糖》、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還是余華早期的《活著》，它們都指向同一個母題——「人性」的困局。

然而人性並非無限深邃。它只是可被理解的範圍最廣的領域。這使得我們的藝術往往陷於某種封閉的舒適區。藝術家不斷揭開人性的表層，以為深入了生命的核心，但那也許只是道德與社會構造的回音室。這種回音室被誤認為「真實」，被感動的觀眾流下眼淚，以為自己看見了真理。事實上，那只是人性在鏡中凝視自己的方式。

東亞社會太依賴這種凝視。從家庭到輿論，從政治到教育，我們習慣用「情理」取代「原理」，用「倫理」取代「真理」。我們相信理解人心能解決一切，卻從不相信有什麼比人心更高的尺度。這種文化氣候孕育出無數偉大的現實主義者，卻很少誕生出真正的形而上思考者。

當然，現實主義不是罪。它是東亞文化最堅固的地基。但問題在於，當這成為唯一的地基，藝術就失去了通往更高維度的可能。我們太擅長描述苦難與忍耐，太擅長體會「人情」與「無奈」，卻鮮少問：在這些之外，我們能否思考「真理」？能否追求「正義」？能否創造「審美」本身？

有時我覺得，東亞文藝對人性的描摹已達到了某種極致——甚至是一種病態的成熟。我們的作家和導演都知道如何使角色立體：讓他有缺陷、有過去、有掙扎、有可被同情的痛楚。但這種立體感往往是一種道德製造，它的魅力在於讓人「理解」角色，讓我們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理解成為情感的終點，卻不再有超越的衝動。

我想起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寫的那句話：「人是一根繩索，繫在獸與超人之間。」尼采不相信人性是終點，他甚至認為「人性」是束縛，是阻止生命意志的倫理籠子。在他看來，文明與道德都只是「奴隸道德」的變體——弱者以善惡的名義馴化強者，讓權力不再向上。這種結構其實與東亞文化極為相似：我們的社會運作依靠道德與情感，而非真理與審美。

人性在這裡不是自然的，而是一種社會機制。

尼采要打破的，不只是宗教信仰，更是這種「以人為中心」的精神體系。他要的不是更懂人的藝術，而是超越人的藝術。那是一種不再依靠共情，而是依靠創造的力量。

我們的華語作家：馬伯庸可以洞悉人心，劉慈欣可以構築宇宙，兩者都在極端的現實感裡運轉。前者描寫權力與陰謀的暗流，後者則把宇宙當作人類權力的延伸。他們的文字裡充滿智慧與洞見，但最終仍在「人性」的陰影下運行。大唐的美學、宇宙的宏觀，不過是人性與權力的注腳。即使星辰無限，故事的悲劇仍來自「人」本身。

矛盾的是，如果我們相信自己曾創造出李白與吳道子，莫高窟與永樂宮，如果我們相信這個文明曾經能以創造力形塑宇宙與神明的比例，為什麼如今的我們卻不再相信自己有力量突破人性與權力的桎梏？為什麼我們不再追求那種超越的、無目的的創造？

我並非反對人性，而是懷疑人性被奉為唯一的尺度。藝術若僅以「可共感」為核心，它的邊界必然與人類經驗的邊界重疊。我們需要一種「非人的視角」，不是機械的冷漠，而是超越人心的凝視。這並不等於去神化，而是學習尼采的勇氣：不再以「悲憫」為最高美德，而是讓生命的創造力重新成為藝術的核心。

尼采稱這種精神為「超人」（Übermensch）。他不是強者崇拜的象徵，而是一種倫理的轉向。超人並非壓迫他人，而是拒絕被道德所奴役的人。他敢於自創價值，以美學的方式生活。如果說東亞文化長期被「善」與「仁」統治，那麼超人精神則是對這種柔性統治的挑戰。這也許是我們最缺乏的想像力。我們太懂得如何忍受，太懂得如何理解，太懂得如何以悲劇自我安慰。但我們不懂得如何創造新的尺度。即使在藝術裡，我們也習慣將人性誤認為真理，把同情誤認為共情。

我常想，真正偉大的藝術未必「懂人」，它可能遠離人。莫高窟的壁畫、唐詩的節奏、宋代青瓷的弧線——它們並不以「人性」為題，而是以宇宙的秩序、時間的流動為題。那是一種更高的秩序，一種超越個體經驗的美。古人未必懂尼采，但他們以藝術實踐了「超越人性」的姿態。而我們，活在碎片化與感傷的時代，卻失去了這種昂揚的信仰。

當代的創作者大多在「人」的框架裡自轉：寫自己的痛苦、拍自己的焦慮、演自己的空虛。但痛苦、焦慮與空虛若不被轉化，就只是心理現象，不是藝術。真正的藝術，應該能將痛苦燃燒成形式，將個體抽象成符號。尼采說：「只有作為美的現象，存在才是可忍受的。」他不是逃避現實，而是將現實升華到審美的層面。那正是我們的文藝欠缺的東西——把生命的矛盾轉化為美的力量，而不僅是感嘆的內容。

有時我想，也許我們早已陷入一種「人性疲勞」。每一部劇都在講共情，每一部小說都在講創傷，每一首詩都在講孤獨。這些主題誠然重要，但它們的重複使藝術失去了冒險。尼采說：「要有混沌，方能生出一顆跳舞的星。」我們的文藝若沒有混沌——那種對未知的狂喜與恐懼——便永遠只能描寫地面，而無法仰望星空。

我希望有一天，東亞的藝術能重新相信「超越」。不是西方式的理性崇拜，也不是宗教式的拯救，而是一種更開放的創造力。讓藝術不再只是對人性的凝視，而成為對存在本身的實驗。或許那時，我們終於能回到尼采筆下的那個問題：「人是什麼？他是否能被超越？」

在那之後，東亞的藝術也許才會重新開始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