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杜琪峯：講電影、論香港、談人生

年屆70的杜Sir（杜琪峯），看上去比以前清瘦了點，不過依然容光煥發，每當講起電影更是神彩飛揚。他笑說現在到了這個年紀，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身體。所以，他近年開始做運動，也改變了飲食習慣，但還是戒不掉抽雪茄。「最近，我更學會了喝咖啡。聽聞咖啡對心臟好。」他形容自己以前是搏了命地拍戲；現在不那麼搏命了，其實也是為了可以繼續拍戲。「因為我仍然希望可以拍出一部自己喜歡的電影。所以一定要保持良好的身體，才有能力繼續去追求。」這麼說，難道以前的作品都不喜歡嗎？「以前的作品，冇部好！」？？？訪問才剛開始，幾乎就被他嚇窒，當真貫徹了「銀河映像，難以想像」的風格。

如青春一樣回不來的香港電影

1996年，當時41歲的杜Sir，為了不被其他人左右，能夠完全自主地創作，便決定成立自己的電影公司。而事實亦證明，銀河映像的出現，的確為香港電影增添了一抹濃厚且鮮明的色彩；從《鎗火》、《PTU》、《大事件》、《柔道龍虎榜》，到《黑社會》等作品，不單只都充滿了杜Sir的個人風格，更代表了一種「永不停步，沒有不可能」的創作精神。但為何杜Sir會說這些經典作品都不夠好？他娓娓解釋道：「好多人都話我的電影很浪漫，但這種浪漫係冇鬼用的。我年輕時確實有很多浪漫的感覺，但隨著年紀漸長都消失了。因為青春很多時都是衝動的，也因為衝動，所以沒有顧忌；沒有顧忌，所以浪漫。又有好多人叫我重拍《天若有情》，但現在我都沒有了那個feeling，怎拍啊？每個年紀，每個階段，你個人都會有變化，會有不同的思考。以前浪漫，是因為沒有想清楚就去拍，先拍了再算；但現在，我想不清楚就不會拍。至於那份衝動，那種澎湃的情緒，現在還是有的，但我想讓它變成是更加潛藏在底下的東西，不會像以前的電影那樣太過於表面。」

杜Sir說，他仍然喜愛黑澤明、哥普拉，與馬田史高西斯，也希望可以像這些大師一樣，隨著年紀愈大，對人生的認知愈豐富，拍出來的電影也能愈深隧動人。這是他個人的藝術追求，但每當有人讚他以前的戲還是很好看時，這位可愛的伯伯還是會露出滿足的笑容。不過，在片場他就沒有這麼和藹可親了。有看過紀錄片《無涯：杜琪峯的電影世界》的朋友都知道，杜Sir其實是一個十分嚴格的人；就像那句「做錯就屌」，起初雖然源自網民惡搞，但他並不介意照單全收，全因他對電影創作的重視比任何人都高。「這些我都知。我現在會試著收斂一下。哈哈。」他收起笑容繼續說，「但收斂了未必就等如好。我的意思是，我就是個很執著的人。我反而很怕沒有了那個情緒，因為那代表我不再在乎了。我想我還是會出聲的；你說我罵也好，抽秤也好，你又不如想想，如果大家都做得好，我又怎會出聲？」他說自己是容許演員「做錯」的，因為演員有時需要不斷試錯，才能找到正確的表演方法。

「做錯100次也行，只要他知道自己錯在哪裡。但如果你連那個思考都沒有，那你根本稱不上是一個合格的演員。哪怕你部戲票房再高，都不是你的功勞。在我看來，香港其實很多演員都不懂得演戲，或者應該是說太懂得演戲，一看就知道你正在演戲那種。但我不是那種導演。我看到你在演就不行了；我連你演了都不知道，這才是真的好。我追求的是這種自然這種真。」演員可以錯，但工作人員就不行了，因為大家都是專業的，任何錯誤都不可接受。「那是抵死的！這裡錯少少，那裡錯少少，我是不是每一個shot都要問你ready未？這可不行呀，我一定會罵的。但我現在也有反省，我覺得自己要有修養；我是不是要俾多點patience，多點去解釋呢⋯⋯嗯，盡量啦！」

時代改變令電影末落？

談電影談創作，杜Sir總是笑容滿臉，可是當話題由個人轉向香港電影的未來，他就沒辦法不眉頭深鎖，甚至有點氣餒地說：「由我出世開始，香港的發展一直都是向上的；縱使中間有跌過，但整體始終是向上的。這使得每個香港人都充滿希望。可是，現在大家都看不到有前景，不只是電影，每個行業都一樣，那個無力感真的很大。」杜Sir話以前最差，是1998年經歷了金融風暴後的香港，但也沒有今天那樣絕望——看著香港電影的年產量每況愈下，戲院入場人數都持續下降，他甚至想不到可以做什麼才可以幫到香港。「當然，落到如今這局面，背後還有很多因素，例如市場改變、平台改變、香港原有地位的改變。」他說，以前廣東語電影，可以賣埠賣得很好，是因為亞洲鄰近地區的電影產量不多，但現在就不同了，隨著作為華人主要語言的國語電影愈來愈多，港產片早已不是唯一選擇。再加上串流平台的出現，世界各地主流或非主流的片一應俱全，結果就是：電影太多，觀眾時間太少。

「這個轉變來得很快很突然，我們也沒有基礎去應對這個轉變。而且以前港產片的特色，也不是我們現在年輕導演所拍的那種。不是說他們不好，是題材太local，是真的很《獅子山下》那種；但以前《獅子山下》是免費在電視上播的，你現在搬到大銀幕，還要俾錢入場睇，除非是精彩到不得了啦。但這不能怪罪年輕導演，因為他們也需要階梯慢慢進步。」可惜，現在這條階梯消失了。因為電影始終是一盤生意，老闆要賺到錢才願意繼續投資，然後電影人才有機會得以通過電影發揮創意。

「以前我在新藝城、嘉禾、德寶邵氏的年代，他們都需要賺到錢的電影，哪管你拍什麼類型。所以，我以前講過，電影如果不回歸工業，就發展不起來。果然十年後的今日便出現了這種情況。平台的情況也一樣，將來戲院只會愈來愈少。事實就是，你一定不夠我躺在家裡梳化上，邊抽煙邊喝酒地看戲那麼開心。至於那些搞電影局的人，就更加不知在搞乜；說要幫香港電影，但怎幫？他們本身就不是電影人，由他們去搞電影就死得啦。養他們的錢都夠拍好幾部電影了。電影是創意，不是制度。要俾機會去試錯，去突破，去顛覆原有的思維，而現在就變成了監管。」

說到這裡，杜Sir也不禁嘆了口氣，「做電影其實是真的在捱苦。如果不是真心鍾意，一知道自己捱唔住，就趕快趁後生轉行吧。歷史裡不是很多導演搵到錢，有些甚至生活都過得好坎坷。」電影可以搵到食，但搵唔到錢；而往後做香港電影，可能連錢都未必搵到，這便是讓杜Sir感到最無奈的地方。「但是，我相信content maker一定還有得做。鮮浪潮的堅持，也是想為真心愛電影的人保留一個希望。很多低成本製作的電影非常好看，就看你如何在狹窄的環境和有限的資源裡，發揮到最好。仍是有人做到的。另外，或許大家也可以把眼光放遠點，嘗試多與其他地方的人合作，例如是東南亞。因為我們自小就習慣了中西文化交流，比較國際化，是不是也可以利用一下這個視野去尋找新出路呢。」

命運其實就是Chance & Choice

杜Sir形容香港電影以前真的很好，也曾得過世界認同。但過去了的已過去，與其一直懷緬不如好好思考怎樣把握當下。「我現在比較傾向於道家思想，講自然，講平衡，講順應。要發生的總會發生，要消失的終會消失；有些事你以為你知，其實你不知。但只要用心去做，祂便會告訴你答案。但當然，我們都不是神仙，只是局中人。道理是知道的，做不做到卻是另一回事。」所以，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這也是銀河映像很多部電影所曾探討過的議題——究竟是做物弄人，抑或人定勝天？杜Sir的理解是：「中國人認為，命是天生的，而運是可以轉的。而我的理解就是機會與選擇，比較沒有那種宿命性的論調。人不會沒有機會，但每次面對機會，你會怎樣選？我要行一條快路，去立即搵到錢；還是選擇一條所謂正確的路，然後慢慢走下去？急起上來，當然揀快路，但通常這樣都很少會有好結果。所以，當我寫戲劇衝突，或是寫角色時，都是比較著重Chance & Choice。有點像因果，但這個因果是當下的，而不是什麼前世今生，不是《大隻佬》那種，我前世是日本兵關我這世咩事？我知道的才關我事。」

他說，每個人都會想過：如果我當時咁做，之後就會點；如果我冇咁做，之後又會點？但所有的問題，答案其實都一樣，就像《三命》裡那隻紙鳶，你見到後，選擇追不追上去？但之後所發生的事，未必完全跟你這個選擇有關了。「並不是你無欲無求，人生就會變得順利。因為事情會一直發生。就像香港的轉變一樣，我身邊很多朋友咩都不理，咩都冇做，明明就是一個好市民，但最後都要離鄉別井。所以，即使你無欲無求，不好的事情仍然會燒埋身。」那麼你人生中做過哪些選擇曾令你後悔莫及？「當年投資雷曼兄弟囉。成16厘息呢，點知最後會搞到咁？總之，華爾街的人全部都是海盜來的，到現在也一樣。但我又不可以走去打他們一頓，只好拍了部《奪命金》來安慰自己。」

但回顧自己的電影人生，杜Sir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他選擇了這條路，還是電影選擇了他。「其實就係食屎食著豆。無端端入了行做電影，由不懂到學懂，然後又搵到食。」他說，遇上電影是人生最大的幸運，因為最後得到的，遠遠超過他的想像。「我拍過喜劇、拍過悲劇、拍過愛情，也拍過很多英雄片。但無論什麼類型，主題上都差不多，都是在講人。電影裡面所發生的各種events，很多都是人生經歷，所以電影令我更明白人生。同時，它又是一種美學，是一種藝術。有時候不需要理會觀眾看不看得懂，因為它是一件作品，不是商品。它擁有這一面，讓我們可以純粹感受，這令到我們做這一行的人感到滿足到不得了。然後去到外國影展，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又會發現大家的感觀都不同，這又會拉闊到你作為創作者的想像。所以電影，讓我得到世界。能讓觀眾去看我的電影，是很開心的；這也是我入行時從來沒想過會得到的體驗。」所以，即使來到70歲這個年紀，他仍然能樂此不疲地在電影中找到幸福，縱使過程可能會繼續令他大動干戈，但結果永遠能令他感到滿足。而這也是為什麼他願意堅持去推廣香港電影，因為他內心總是希望能通過電影作出回饋，哪怕未來再難。「我最年發現最開心就係咩都唔理，坐在家裡，看著花園的雀在啄食麵包，那一刻我見到一個最平靜的自己。但點解仲要搞咁多嘢，咁辛苦去拍戲？就係仲係希望自己能夠幫到別人，可以推進到一些事，成就到一個更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