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躲在超市後門抽煙的兩人》動畫走紅，令初入職場的余從周想起自己的抽煙日常，那是他在疲憊生活中，少數能完全作主的喘息時刻。下班後點燃赤玉8號七星蜜瓜味香煙，細心留意風向以免熏及路人，回家前更得嚼薄荷糖、反覆清洗，與父母玩一場隱瞞氣味的「捉迷藏」。這短暫燃燒的幾分鐘，其實是年輕人獨自消化職場低氣壓的避風港，不把煙味帶進家門，也是希望不把煩悶傳染給所愛之人。

曾友俞說起2009年韓國導演奉俊昊的《骨肉同謀》，這部電影生不逢時，亦不政治正確，但保留了韓國電影的特徵：道德上的善惡並不被當作普世準則對待。曾友俞分析電影中的懸疑元素，看智能障礙的尹斗俊如何被視為頭號嫌疑犯，然後如何在劇情的層層誤導中，以為兇手是他身旁想栽贓給他的流氓朋友，最終我們會醒覺「母親」為何沒有名字只有身分，以及明白其「偉大」之處。

陶國璋常以莊子的「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自勉，在不斷追尋真理的同時，也不失對現實世情的關懷，把看似離地的哲學與日常生活緊緊扣連。他退而不休，今年與趙善軒合著《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下稱《再》），並出版《會通佛家、康德、海德格爾的〈齊物論〉》（下稱《會》），呼應先師唐君毅「花果飄零，靈根自值」一語，教人在動盪中安身立命。

強檢時代人心惶惶，最近就有不少素食人士抱怨，被圍封隔離，久候多時卻慘獲派發幾罐午餐肉和燒味飯，無奈之餘，更被回贈一句「咁嘅時勢，邊有得揀？」連身而為人選擇茹素的自由都被剝奪。素不素食在此非常時期好像是個奢侈的問題，甚至予人一種固執自我、不懂變通的感覺。如音樂人兼研究素食多年的于逸堯所形容，只要你堅持素食，就意味要背負許多負面標籤和誤解，甚至連素食主義者和食齋的差別都分不清。

我們能否從這樣的清單中，讀出一個人的整體形象，勾勒出一套完備的邏輯，想像清單的其餘？

廖偉棠說，「我們兩人都是古怪的父親」，這是指他們都身為作家，有著不一樣的價值觀與人生軌跡。但他們對於子女的成長，還是像一般人那樣擔心東擔心西，這也許就可以稱為中年維特的煩惱，少年時期的激情與對於世界的浪漫想像，都收束為對於家庭與後代的擔憂。

我在倫敦修讀英語文學碩士課程時，剛好遇上2016年3月的香港學生「自殺潮」，常常在網上讀到年輕人自殺的新聞，以及網民對學生的批判。網上也有許多人試著反駁這些人對學生的批評，但當每篇網上新聞底下總有這類指責，身在外地的我便開始擔心在港的朋友們。

我開始教書的時候，中文已由兩卷增加至五卷，現在又從五卷縮減至四卷，卷三卷五結合為一卷。學習中文，若沒有游刃和沉澱的時間，貪多務得，又怎會學得好，何況還有其他科目不斷補課，與你搶奪時間。而說穿了，聆聽說話和綜合的設置，大概九成只是為了讓學生畢業後，可立即進入商業社會服務，做個文員，最好像個一出生便會游泳的鴨子。我常想，這種對中文科無止境的「增值」，是一種不道德的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