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在傳來小說，書寫雨夜的荃灣天橋，是杜半生記憶裏的歸宿。成年獨居半山的他，總習慣在雨夜獨立天橋，假裝等人，也假裝安穩。闊別多年的中學同桌流海突然來訊寒暄，轉眼卻驟然離世。一齣名為《天橋的右邊》的遺作話劇，揭開少年時代流言、沉默、善意與錯過，當劇幕落下那句「感謝那個將我從天橋邊拽回的6A32」致詞撞入心頭，杜才驚覺，天橋依舊如故，而被時光埋沒的少年情分與未及道謝的溫柔，早已無處追尋。

簾櫳傳來小說，書寫一個早熟男孩在網絡時代的浪潮中，摸索自我與世界的邊界，從童年鄉村的純真，到城市生活的衝擊；從道德課本的教條，到金錢秩序的真實；從初識情慾的羞澀，到無聲的自我探索。男孩試圖理解那些模糊的界線，為何曾被允許的親密，如今卻通向陌生的遠方。在懷疑自我、渴望真實下，在虛擬與現實之間不斷擺盪著。

從小，我們的床頭堆疊著各式各樣的故事，那些古老的童話、神話與傳說，一度讓我們感到離奇翩綣，心神搖蕩。後來，當我們學會了一個人睡，或是一個人醒，手機與被褥俱冰冷而孤獨，再沒有一個簡單的故事能夠撫慰我們的睡眠與不眠，能夠從語言中遞出能量，讓我們一覺天明。孫維民的新詩集《床邊故事》，包含著這樣一個簡潔的願望：願所有長大後的我們，能從詩的話語中，溫暖我們的床，以及夢。至於詩要怎麼說故事？詩人不做典型的敘事示範，而是讓出空間，容納需要故事的人，在詩意的微光下，暖一張床。

平心而論，電話寫文的確方便，然而鉛筆的美好卻一直在潛意識徘徊。用鉛筆洋洋灑灑在紙上傾瀉思潮，快感不是在電腦一字一句敲出來能夠比擬。在消耗中留低的字跡、握在手中的粗糙感、筆尖與紙張的磨擦，加起來是一場滿足視覺、觸覺、聽覺的感官盛宴。難怪有人說，鉛筆寫出來的字雖然筆跡淺，但印象卻特別深刻。不要說打字，就連墨水筆、原子筆也難有這般豐富的體驗。

國共戰爭紛擾，聶華苓於1949年來台避亂，隨後經引介進入剛創刊不久的《自由中國》，擔任編輯委員與文藝欄主編。這份承載著台灣民主進程的傳奇刊物，創辦時得到蔣政府的支持，但因其堅持主張自由主義思想，並從50年代開始發表社論、指出台灣社會專政極權等諸多問題，逐漸受到當權者的打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