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至 67 年，七年之間，高達以安娜為主角，拍攝了七支長片、一支短片。二人首度合作的《小兵》是一部政治通俗敘事，敘述法國社會的兩個邊緣國家，法國青年布魯諾拒服兵役，他偶然遇見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並墜入愛河，他開始對任務猶豫不決。電影透過崇拜者布魯諾的媒介，以內心獨白的形式，表達出對卡蓮娜的讚美。卡蓮娜本身纖細、脆弱的特質將年輕間諜女孩的憂鬱表現得極為動人，女孩受盡折磨而痛苦地死去的身影，是深深烙在觀眾心中一枚陰暗的歷史印記。在這次合作期間高達追求卡蓮娜，二人旋即步入教堂成婚。

繼去年一組五段的「娛樂至死新世界」短片計劃後，澳門石頭公社上月再把這個放眼未來與烏托邦的概念延伸，創作出線上串流表演《我們的娛樂至死新世界》。比起之前單向的影片拍攝與放映，安娜認為在這一小時多的演出裡，更深入地試驗了表演與網上互動的可能性。

物質豐足與科技發達，卻不保證我們會過得快樂，石頭公社最新的影像創作計劃「娛樂至死新世界」，由五位創作者各自擷取經典科幻小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意旨和精神，在這個驚魂未定的後疫症時代，以非敍事式的映像反思科技與我們當下的生存處境。

李東海小學老師輕生事件中，最讓我震撼是這兩句話：「我當時唔出聲，好似幫兇！」、「是我們的懦弱，助長某人氣焰」。這是該校老師指自己當時因懦弱不敢仗義執言，自責助紂為虐，令對方走上絕路，因此感到愧疚和自責。面對惡劣的工作環境、遇上不理想的上司，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你會怎樣﹖或曰：槌仔揼釘釘揼木，校長和老師都有來自上頭的壓力。仿佛大家都是身不由己，只期望碰上好上司。這與古時期望一個好皇帝一樣，這不過是如金耀基在《中國傳統社會》裡講的賢人政治，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理想管治模式，這種文化，在中國人的社會裡可謂根深柢固。

澳門戀愛．電影館在二至三月籌備了「焦點導演：『愛』慕杜華」影展，重映了西班牙導演艾慕杜華近四十年來的十三部長片作品。艾慕杜華自1980年拍出處女作《烈女傳》之後，在影壇一直活躍；單是八零年代就交出了八部作品（其中包括令他在國際聲名鵲起的《慾望之規條》、《女為悅己者狂》），即使到了最近，他仍以三年左右的間距繼續交出新作。艾慕杜華對上一部作品《胡莉糊濤》頗有好評，算是挽回了一點近年在創作上的頹勢；他的新作《Pain and Glory》今個月底亦會在西班牙上映。

2018年10月7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電台節目中提出全世界學中文都是以普通話為主的觀點。他質疑香港人繼續以廣東話學中文，長遠而言會否失去優勢，又認為日常生活中，應該多點學普通話，以及多用普通話表達。楊潤雄的說法立刻引來許多批評的聲音，於是其新聞秘書下午澄清，他本人傍晚在facebook再撰文澄清，指出他「全無『質疑』用廣東話學中文，只是認為長遠來說，中文教學應如何發展，可交由專家進一步硏究，以鞏固本港兩文三語的獨特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