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教育制度向來為人詬病，從十多年前「怪獸家長」一詞誕生，直至學童自殺潮，許多童年蒼白地逝去，我們意識到這是近乎整個華人社會也在面對的問題。早前香港電影《年少日記》上映，在社會獲得巨大迴響，讓我們重新審視教育制度和精英主義，同時學會覺察出身邊的高危人士，聽見那些求救的聲音。但要救學童不可只靠社工，作為他們的朋友、家人、老師，甚至陌生人也可以一盡綿力，一句關懷已如鑿出一線曙光。而教育題材的電影數之不盡，此次編輯部的精選片單以反思教育制度為重，囊括星印日美法的經典作品。在DSE臨近之際，放眼世界各地在教育旅途的奮鬥故事，希望能為學生帶來溫暖，或是打打氣；而作為大眾，讓我們受電影的力量一直談論下去，或許某天這個制度就會變好一點點。

詩人不可以被遺落，正如Vicente Huidobro（比森特·維多夫羅，智利著名詩人）所言︰「詩人是一個小神」，而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比凡人更特殊的存在才能夠拯救我們倖免於難。這就是為甚麼我堅信並且不斷重複地指出「詩人必須站在為生命而戰的前線」。際此文明危機的時勢，《星球之歌》的詩人正是為世所需的使者。我們用以書寫的墨水正是我們靈魂的鮮血，此所以詩歌如同一頭渴求公義的狂怒怪物，從靈魂裡面闖出來。

以小說《兄弟》、《活着》和《許三觀賣血記》等作品成名的中國作家余華，在今年香港書展舉行期間，獲邀出席以「文學自由談」為主題的講座，活動吸引約一萬人報名，講座開始前，場內三千座位早早爆滿，部分書迷亦因未能進場而引起一陣騷動。為了讓更多讀者聽到余華老師的演講，大會臨時安排講座分成上、下兩場進行，余華與主持施志咏從創作靈感開始說起，由此談及他花上21年時間寫成的近作《文城》，以及回應未來人工智能的威脅。

寓所在三樓，走出地下室需要攀登蟠龍似的樓梯蜿蜒而上，讓我想起杜氏命途多舛，他的前半生本來風平浪靜，因為結交朋黨，閱讀被禁文書，突被官兵拘捕，判處槍斃，子彈橫飛的一剎那，沙皇改變主意，判處充軍西伯利亞，五分鐘的轉折，生命彷彿從有限到無限，應該怎樣善用「永恆的時光」，成為杜氏後半生不斷思索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