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巨擘、《巨流河》作者齊邦媛昨日（3月28日凌晨1時）病逝，享壽101歲。

中國四川現代作家、《讓子彈飛》原著作者馬識途於因病醫治無效仙逝，享嵩壽110歲，消息由其女兒馬萬梅傳出，她早於年初曾發出親父自擬的文稿《十齡記》。

飲食本是家常事，在網絡年代食評隨處可見。不過鄒芷茵所寫的飲食專欄，卻並非尋常可見的食評。本身從事文學研究，曾獲中文文學創作獎、青年文學獎，著有散文集《食字餐桌》，結合研究者和作家的雙重身份的鄒芷茵，在專欄中既寫飲食，同時將各色各樣的文學典故與歷史資料順手拈來，文藝光影穿插在粥粉麵飯之中，把一道家常便菜寫得五味紛陳。緩緩讀著她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小食部》，尤如喝下一碗老火湯般滋潤而營養豐富，非一般速食快餐可媲美。她笑說寫飲食文章與烹調同理，最重要的是用心。「不是隨便把食材放進鍋裡，不然每餐都是吃火鍋。」

生於香港，長於中國的作家王璞，在批鬥抄家的陰影下渡過了她的童年，八十年代後到上海攻讀研究所，經歷相信開放的希望年代。中年以後，她回到出生地香港，以「新移民」的身份擔任報社編輯和大學教師。經歷半個世紀的曲折跌宕，近年王璞專注寫作，去年九月，出版了她的回懷錄《故城故事》。書中敘述文革知青一代流轉多地，成長、讀書、謀生的故事，以及在她人生不同階段中的三個故城：長沙、上海、香港的往事。「虛詞」編輯部特意邀請王璞作筆訪，讓她分享撰寫這本回憶錄的心路歷程、年少時的遭遇對她的影響、閱讀和書本在她人生中的意義，以及她如何看待香港這個「故城」。

《給十九歲的我》上映後掀起風波，背後其實留下諸多重要思考，去年6月一眾紀錄片工作者出席討論會，深入論述拍攝與被拍攝者之間的倫理及權力關係，以及同意與授權的問題，以上由黃珍盈和劉坤濤紀錄及整理，收錄於電影評論學會回顧書《香港電影 2022》一書。有見紀錄片的議題未有更多後續討論，刊登此文不求爭議，只求引起有長遠文藝價值的討論，望社會與文化界能以更多元開放理性的方式討論，令香港紀錄片有更健康的發展。

《年少日記》引來全城對學童精神健康的關注，雙雙首先認為此電影可分為兩部分：「年少日記」與「餘生」。他再從盧鎮業早前出演過黃妍的一系列MV作比對分析，書寫年少日記的，有其「哀傷的作者」，而世界讓鄭sir承受痛苦，他卻以對學生、新的少年的陪伴作為如歌的回報；結尾的天台作為一個異世界之門，鄭Sir與有傑重逢，是補償了多年前沒有正式道別的虧欠。

上世紀三十年代，曾有一道瘦削身影，身穿素色唐裝，手持紅白兩色盲公竹，背負一張十三弦古箏，走過香港禁娼禁煙、日治、傳媒發展、經濟起飛時期，在妓寨娼寮、煙館、街頭、公園、茶樓、大學、大會堂、香港電台等地流連，賣唱早已被時代淘汰的地水南音。 此人此情俱不復再。他所學所唱、以失明之目見證的一切，本將煙消雲散，消亡於歷史之中。然而一場世紀之緣，讓鑽研中國傳統音樂的學者榮鴻曾與其相遇，不僅完整錄下他平生所唱曲目，更讓他譜曲自唱一生往事，從此這個名字永被刻進歷史，他是一代瞽師——杜煥。

臺大外文系昨晚發出信件，證實現代文學小說家王文興於9月27日辭世，為尊重其遺願，彌撒儀式將不公開，僅至親家人參加。

閭丘露薇有「戰地玫瑰」的美譽，她是第一位於阿富汗反恐戰爭現場報導的華人女記者，也曾在伊拉克戰爭、南亞海嘯、阿拉伯之春等國際大事親赴現場採訪，成為華人記者中的傳奇。離開了記者崗位的她，今年創作出第一部長篇小說《浮世薔薇》，以三代華人女性故事，由1970年代的上海，寫到今天的香港，寫下兩個城市各自糾纏的命運，以及三代女性在時代變遷中的抉擇。《浮世薔薇》既是虛構小說，故事間卻不斷穿插真實歷史，與她的成長經歷。不論是虛構或是記實，是記者或是作者，她一直覺得，「有些故事需要人寫下來」。

從古至今，人們大多是口耳相傳中學習粵語，粵語較少用作書寫應用，也缺少專門書籍紀錄，故大部分粵語使用者都是會講不會寫：為何「昨日」叫「尋日」？「明日」叫「聽日」？「口噏噏」的「噏」字、「發吽哣」的「吽哣」又是甚麼意思？ 從方言字詞中尋找漢語的根，令人明白粵語字詞的歷史、意義和用法，讓粵語得以傳承下去，是研究粵語本字的意義所在。《廣府俚語字詞考析》一書，由「民間」粵語研究者陳小朗所寫，自2003年至今，陳小朗日夕捧讀兩本粵語開山之作——詹憲慈的《廣州語本字》與孔仲南《廣東俗語考》，查考釋義、搜羅用例、鉤沉掌故，在博客寫下300多萬字的筆記，公諸同好。學界有關粵語本字研究眾多，但專門針對《廣州語本字》與《廣東俗語考》箋注和考證的研究，卻是難得一見。有見及此，「虛詞」編輯部特意邀請陳小朗先生作筆訪，分享其珍貴的研究經驗，也讓讀者們對日常使用的粵語多一份了解，更加有效地傳承並保育我們的語言。

羅貴祥在台灣出版的小說集《夜行紀錄》，收錄他2014年起寫就的十二篇短篇小說，在這篇關於新書的訪問裡，羅貴祥提到甚麼是文學的社會功能，以及文學、小說在這個時代發揮的作用，書中彷彿告訴我們，事情不止有一種看法，憂懼或許無可避免，但更加需要保持信念，走出自己的世界。

「我期望讀者在閱讀中會陷入不安或失眠的狀態，失眠就是你去了另一個空間／時間，雖然這樣聽來有點搞笑，但比起容易跟從的小說，不斷扯停和攔截讀者，讓他們讀到下一頁又拆返上一頁，這樣的閱讀經驗更加珍貴。」文學應該是可以不斷重覆閱讀、不斷詮釋的東西，這才是對他而言天才的作品，而他理解的寫作更接近苦行僧的姿態，「將每日每個時刻都服務於這個寫作的姿勢，將生存轉化寫成寓言，我的寫作者姿態應該跟生存的姿態是同一回事。」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多年來深耕東亞文學研究，自2014年起，舉辦多屆台日韓作家跨國研討會，在歷經新冠肺炎疫情後，今年3月以「疾病與文學」為主題，邀請多位台日韓作家與會。曾以《最後一個人》獲「2021Openbook好書獎．年度翻譯書」的韓國小說家金息也在受邀之列，Openbook閱讀誌特別摘錄研討會中，金息與日本作家星野智幸、台灣小說家何致和及張亦絢四人的對談菁華，現由文學媒體「虛詞」轉載，以饗讀者。

亞馬遜旗下網絡書店Book Depository在其網站上宣布將於4月底陸續停止營運。Book Depository指，顧客仍可在4月26日之前在網站上購買書籍。書本送運及支援服務則會運作至6月23日後結束。

風緣嘗試用一個比較不傳統的方法切入，談張婉雯的散文集《參差杪》，認為文章調子的幽暗反映作者世界觀的灰霾，但作者的幽默不是嬉笑而是對世界真實的深刻確切認識中找到其荒謬詼諧之處，讓人放心讀下去亦會讀到會心微笑。

港台作者近日群起討論稿費問題，彭依仁撰文說明自己看法，談到作者與編輯其實是種共生的關係，並舉歷史為例，闡述寫作如何體現金融資本主義的本質，現代作者的定義則是由「群眾」的出現而被形塑的。

姜濤新曲〈作品的說話〉以反戰為題，帶來不少有關偶像與文本的公共討論。流行音樂作為跨媒介、專業分工的複合體，作／編曲人、詞人、監製、導演，還是歌手本人，誰才是歌曲的「作者」？而論者和聽眾，如何避免墮入一味以字面「讀」歌的思想陷阱？作為一個喜歡聽歌的人，賴展堂試在這篇文章回應一二。

從《鏡中鏡》的自我探索，到《作品的說話》的世界關懷，董啟章認為這種從內到外，從自我到世界的跳躍，亦如見證姜濤在三年間經歷的極速演化，而姜濤很有意識地把粉絲對他個人的崇拜，轉化為更廣大的愛與善的力量，也是非常可貴和可敬。

出生於敖德薩猶太家庭的詩人伊利亞‧卡明斯基，四歲失去聽力，十二、三歲開始發表散文和詩，著名詩集包括《Dancing in Odessa》及《Deaf Republic: Poems》，李敬恒找來他的三首詩作翻譯，與華文讀者感受詩人的內心世界。

「為了追求真相，你願意做甚麼樣的犧牲？」2021 年諾貝爾和平獎由菲律賓獨立媒體《Rappler》記者瑞薩（Maria Ressa）與俄羅斯《新報》總編輯穆拉托夫（Dmitry Andreyevich Muratov）共同奪得，頒獎台上的瑞薩向全球問了這道問題，也向在民主與新聞自由的全球逆流中，為理想挺身甚至犧牲自由、性命的新聞工作者致敬。那美好的仗我們已經打過了，《虛詞》編輯部推介十部以記者追尋真相為題的電影，盼望在寒冬之中相擁取暖，在戲院關門的日子買碟或在線觀看，找到走下去的勇氣。

電影《Drive My Car》上映以來受到熱議，劉建均提到，村上春樹原著的短篇小說〈Drive My Car〉本來就存在借題發揮意味，因為靈感正是樂隊The Beatles同名歌曲，濱口龍介深諳文學、電影實屬不同創作媒介，「走出自己的路」倒是體現對村上的敬意，而淡化性別觀念、強調心靈交流，更成功透過改編作品體現了濱口龍介自身的作者性。

在新書《迴路：亞洲獨立音樂文化地圖》中，資深獨立音樂人黃津珏紀錄了其樂隊remiso的一次巡演之旅，具體呈現了「contestations」（爭議）如何在這片土壤上肆意怒放。一如阿珏對本地獨立音樂場景的態度，誠實才是最大本領，閱讀《迴路》，讓我們看到被邊緣者的弱小和強大。

由《聲韻詩刊》主辦的詩歌活動「詩風電浪」播映會，靈感源自於《聲韻詩刊》旗下的《讀音》。《讀音》於2019年開始，邀請不同詩人到錄音室朗讀他們自選的詩作。池荒懸同時是《讀音》的策劃人，他有感香港經歷過一段寫詩的「黃金時代」，「因為我們不必為誰服務，也不必怕寫了不該寫的東西」，而且，池荒懸指出詩歌不純粹是文字符號的組合，他也愛玩電音，於是生出結合詩和電音的念頭。「詩風電浪」的7首MV中，不少音樂人把詩人親自讀詩的聲軌加入電音。

疲倦、自戀、再度疲倦，是駱頴佳在新書《情感資本主義》嘗試以理論處理的命題之一。此書本是駱研究近代情感文化理論及哲學的一次爬梳及反省，卻沒想到經歷浩大的反送中運動。書不易讀，正如過去一年很多情緒，都難以放下，但從訪問中可以明白，駱並不是要否定憤怒，只是不要讓憤怒轉移視線。持續地憤怒是必須的，但長遠的路要怎麼走？

僅為小五級設計一張名為「不能逾越的紅線」工作紙和兩節課堂，就被教育局重手釘牌，做法不合常情常理，引起社會各界極大公憤。這種做法，是否有意讓所有人知道，若有人觸及此紅線，特區政府可隨時由上至下，置其於死地，永不得翻身，意為國安法立威？

朱宥勳提出了一個檢驗寫作者對於文學這回事有沒有好好思索的問題——「怎樣區分純文學與通俗文學？」

「怎樣才算是文壇的人？甚麼是文壇？」要怎樣才算是進入了這個虛幻無影的場域？

鳳凰木開得正茂，底下傳來陣陣電鋸的引擎聲，「我們這個城市已容不下任何璀璨的美，」她說，「一見到它出現，馬上要派人把它除掉。」

當一個百年城市，幾代人的生活文化都將被消失被抹去，回憶在現今社會變得沒有意義和價值，三位年輕作者透過詩集、畫作和文字，以及各自親手製作的紙本書，記錄一些被遺忘或消失中的事物。

「出一點文創」成立之初，標榜眾籌出書，打破出版集團的壟斷，以免利潤遭鳩佔。宣傳 likes 數過萬，蔚成一時佳話（2016年「出一點文創」發佈《你買書，係為左交租畀地產商》）。不少年輕人感念其誠，遂向「文創」叩門。然而潮退石露，真相沒有宣傳的美好……

近年是人人可以搞出版，門檻降低難免良莠不齊。以本地眾籌出版平台作招徠的出版社「出一點」，自書展期間爆出拖欠多位作者的稿費及版稅，被指「乞兒兜中拿飯食」，至今餘波未了。繼《香港夜雪》作者熒惑牽頭於上個月（9月5日）發出「最後通諜」，以《致出一點文創有限公司的一封公開信》力求對方回應之後，事隔一個月，「出一點」還未有任何回應，一眾被拖欠稿費與版稅的作者，只能保留法律追究的權利。電視廣告都有賣：「騙徒手法層出不窮」，無論是作者還是出版界業者，都應對類似現象有所警惕，多注意合約細則，杜絕下一個「出一點」誕生。

十三歲時，揚松已經發表第一本作品《Sara and Pelle and the Octopuses of the Water Sprite》。兩年後，揚松更開始為芬蘭的《Garm》雜誌畫諷刺畫。她喜歡在畫中醜化法西斯主義者，揭示當權者的真面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揚松就把希特拉描繪成哭著討蛋糕吃的嬰兒樣子。可以說，揚松在少年時代已經透現出早熟獨立與反叛不忿的獅子座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