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目睹有人「企跳」，是中二體育課後。那是一個還有電話亭、酒樓會宣布誰人有來電、要駁連電話線上網、傳訊息需時、下載前要搜索種子的年代，簡單來說，是習慣等待的千禧年代初。我和一位同學到小食部買了「孖條」，便投進人群，抬頭欣賞幾個老師和校工在五樓追逐著一位高中女生，校園真人版Tom and Jerry。後來才發現更要是恐怖版本。長連式的教學大樓設計，讓女生很快就進退失據，幾位大人慢慢夾擊之下，女生決定放手一搏，推開看似緊閉的鐵閘。操場上抬頭的眾生一同嘩然——原來我們都被規範蒙騙多年——那警告不在於視覺，是埋在我們不敢躁動的心裡，形同虛設。女生很快便闖入禁地，攀上天台。我已不記得「孖條」味道，每次憶起這場驚慄，指頭都有些微涼意，那時我應沒空去攝取任何糖粉，任由它融化，在我緊張小手上流去，滴於地上等待蒸發。

「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卡繆（Albert Camus）《薛西弗斯的神話》這樣說。近日社會再次泛起對自殺的關注，當中不乏關於情緒健康、生活壓力、社會前景的討論，似乎人們傾向分析自殺的外在因素，追究責任。事實上，自殺成因眾多，每個人的生命軌跡不盡相同，實在難以一概而論。但無論是突如其來地輕生，還是轟轟烈烈地尋死，死亡為生命帶來的衝擊都是充滿戲劇性。之所以用戲劇性來形容，在於尋短者所經歷的內心掙扎，以及所帶來的變化，都是強烈的、意料之外的。戲劇所能呈現的，正正是生死攸關的衝突。既然我們不可能經歷所有尋短者的決心，或許可以透過戲劇，去窺探尋短者的內心，思考自殺這回事。若果一個人走在自殺的關頭，表達「我想死」和「我不想做人」到底有沒有分別？

正在俄羅斯求學的烏克蘭數學家奧爾梅佐夫（Konstantin Olmezov），日前因對失去自由感到絕望，在莫斯科自殺身亡，終年26歲。這名喜愛寫詩的數學家在遺書裡表明，自己之所以選擇死亡，是為戰爭的每一方都感到痛苦，對他來說，「不自由比死亡更可怕」。

殉情除了表面的浪漫榮光，它背面的悲劇性是如此濃厚，就在殉情前一年，太宰為何在〈二十世紀旗手〉寫下了「生而為人，我很抱歉」？那是因為，當他在這部小說裡寫下自己的理想愛情模樣時，在現實中，他的妻子一笑也不笑地說：「那根本不是我。」這就是太宰治私小說的核心，那些女人誰都不是，只是太宰治失格的憶想。

喜歡玩桌遊「三國殺」，裡面有個角色叫「內奸」，先要扮成忠臣撲殺反賊，再除掉忠臣直搗主公，取得最後勝利。不擇手段、傷人利己，內奸不易做，但大人的世界，偏偏就是個內奸世界，年輕人不懂遊戲規則，往往輸得慘，輸得一敗塗地。Don仔徘徊邊緣人善被人欺、傅以泰一心追夢義無反顧，飾演他們的年輕演員，一個叫李任燊、一個叫林善，二人都演活了今天青年人的典型，睇到人眼濕濕、毛管戙。《G殺》獲得金像獎六項提名，代表了甚麼？內奸的世界，或者，有種新玩法叫《G殺》。

把自殺歸因並等同成「病」，就好像編織物背面的錯雜線頭，明明牽扯龐大社會因素，卻刻意被視而不見——固執地閱讀所有反證，建立一套混淆不清的觀念，轉換成提倡精神健康，從而掩蓋種種生命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