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場和學校，都是造夢的地方，而劇作家和教育家，就是造夢者，所以香港劇作家甄拔濤出任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校長時，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在訪問中，甄拔濤說起自己與兆基書院的淵源，出任校長之後，他仍然堅持做個人創作，也鼓勵從事藝術教育的人不要放棄創作，要追趕時代的步伐。此外，甄拔濤也談到對學生的願景，希望他們學好不同語言，再利用他的國際網絡，邀請外國藝術家來到書院辦工作坊，或是出國參與劇場創作，以創意連結世界，把夢想造大。

為了謹慎一點，我們不妨將推論過程縮短﹕看看校長室，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校長。這大概應該沒有甚麼人反對，就像我們走進一間房子，看看「歐洲風」、「韓國風」、遷就孩子、利便寵物等的家居設計與用心方向，推算房子主人心儀與關注何在，合情更合理。如果你有足夠的緣份，人生中看過許多不同的校長室，你又真會發覺中間有很大的不同，至於「同」和「異」，往往辯證地互相發展滲入。書桌連「大班椅」常居於當中要塞，然後電腦、打印機、文件櫃、書櫃、電話，總有空間放著出席某某典禮、交流訪問的嘉賓留念銀碟，哪一個都差不多……不過校長的氣派與心事，在裝璜佈置中又透露一二，例如數十尺的私人洗手間、來一組英式設計的古典吊燈、一套三件的歐洲皮沙發配意大利磚木紋地板，想像圍坐時談笑風生，或好茶慢煮，或几淨無塵，哪一個都不一樣。

大專畢業後，我在元朗著名的私校伯裘書院教書，一教就是五年。 　　說伯裘「著名」，自然因為它是新界少數的私校之一，而且頗具規模，全盛時期分校多達五所，甚至擴展至九龍美孚新邨。在義務教育還只到初中的時代，它是中三評核試成績夠不上升高中又想（或家長想）繼續升學的同學僅有的出路，也是小學放牛班學生的「收容所」。因此這也是它出名的另一個原因：這些無法適應填鴨式教育的學生，來這裡還是要接受一式一樣的教學內容，與無法做太大改變的教學方法，於是各種各樣課室秩序問題、行為問題層出不窮出現。

去年發生的理大民主牆風波，涉事的四位學生近日被處以停學、退學等懲罰。判決引起社會嘩然，亦再讓人陷入怎樣才是「好校長」、「好校董」的迷思。而當大家訴諸歷史，通常都會想起一個熟悉的名字：蔡元培。

真正的大學教育，應該鼓勵學生自由探索，成為有個性有創造力同時懂得對生命負責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條將學生變得唯唯諾諾服服貼貼。高校長明白，要培養這種人，就要給予學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許學生嘗試和犯錯，並在眾聲喧嘩和不和諧中看到大學之大。

星期日（9月23日），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逝世。本編輯部有幸蒙梁文道授權轉載文章，記述高錕任校長期間，關懷照顧學生的溫暖點滴，以及懷念高錕校長，與中大一代開放包容、容許挑戰權威的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