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在新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裡說:「傘運可能是幼稚,但不等於今天香港的選擇只有勝或敗,攬炒或投降,而再沒有討論、靜候和共生共榮。」作為學者,彭麗君希望傘運不只得一種說法,而是有其潛在的能量。這些能量,或許能在六年後的今日,為我們帶來啟發。
當我推開睡房的門時,發現裡頭徹底地被人弄得一團糟。東西都給人翻箱倒櫃的,散落一地。地上留下一個掏空了的膠袋。
雨傘之後,兒子退居劏房,時代與街頭,通通都過於龐大又無從掌握,於是他將力氣從運動轉移到經營關係上。他上班、賺錢、渴望與伴侶平靜過活。在沒有英雄的時代,他不過想做一個人。
邀我寫專欄的人說,那怕我滿肚子不合時宜,也想聽聽,很好。但我打死也不承認自己不合時宜,因為我根本沒有時宜的浮念。甚麼是時宜呢?時間,不是一直流動、變化麼?更不要說相對於不同的空間了。至於適宜與否,真是見仁見智。對我來說,沒有時宜,於是也沒有不時宜。我平日翻閱的,往往不是時宜也未必不時宜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