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發展，不是建立在對於「非本土」的否定之上，也不是簡單地由無到有的過程，實際上存在更多的矛盾、游離，正如本書在〈導論一：本土及其背面〉提出：「本土不等於與他者割離，亦不等於對自身的完全肯定」；〈導論二：流動與根著〉一再提出對「無根」的認清以及「根著」的無力，然而，「在種種負面因素以外，流動，某程度也作為根著不可能之時的出路，或流動本身也是根著所創造出的新可能：我們何妨自停留的一點上出發，承接香港文化既有的前衛、多元，自由往復，也許終可接近『根著』的真正可能」，本土與非本土共同構成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複雜性，結合流動與根著的辯證，作為本書回顧、論述戰後至二千年代香港文學的核心。

這一槍把所有事情都改變了，正如《蘭波傳》的作者斯坦美茲（Jean-Luc Steinmetz）所說：「從他們決裂之日起，蘭波就徹底擺脫了魏爾倫，對他來說，魏爾倫就代表著詩歌，但這已經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