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小店進駐深水埗,帶來人流亦令地價飆升,士紳化的討論由此而生。「虛詞編輯部」就此作專題報導,透過城市研究者與文化經濟創業者的對談、跟當區居民的訪問、文青小店聚義的講座,嘗試探究深水埗的多元面貌,也思考我們可以為社區做些甚麼。
如果說這一輪的深水埗議題,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新的認識框架,至少有二:在香港的社區議題中,出現新的社區持份者—「年輕文化經濟創業者」,令本來「居民」VS「重建財團/政府」的角力想像變得更為多元;在舊區重建的時間段方面,可拆解為細緻多樣的時間段去理解,在開始收樓與整體重建成豪宅群或酒店群的終結點之間,只要延長數年時間,還是可以有新的東西、新的價值被創造出來,那並不止是金錢上的意義,我們的城巿也許很需要這樣的喘息與慈悲。深水埗的多元面貌,平面的廣面與縱面的深度,或者你也是時候知道。進來深處看看。
在三十五度炎夏的中環,只有十秒橫過馬路的綠燈時間,四周密密麻麻全是西裝筆挺呼喘過路的行人——控訴中環節奏已經是十分老套的事,然而如今,這種逼迫感正像癌細胞般大肆蔓延,在沙田、大埔、上水、屯門、元朗發病。以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後現代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時空壓縮」(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觀之,一代人的青春快要窒息死亡。我們的香港強調快,彼端的石澳高爾夫球場卻強調慢,士紳父老在傭人簇擁中緩步遊走於數十萬呎青蔥綠地之中、徜徉於藍天碧海之間——在港境之南絲毫感受不到土地和空間問題,但從元朗到石澳,是遙不可及的距離。塑造我們困境的,是時間、空間、社會權力之間相互支配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