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Drive My Car》上映以來受到熱議，劉建均提到，村上春樹原著的短篇小說〈Drive My Car〉本來就存在借題發揮意味，因為靈感正是樂隊The Beatles同名歌曲，濱口龍介深諳文學、電影實屬不同創作媒介，「走出自己的路」倒是體現對村上的敬意，而淡化性別觀念、強調心靈交流，更成功透過改編作品體現了濱口龍介自身的作者性。

半個月前，愛美的國王因為宮內設計師所造的袍子設計不合時宜，命人找來坊間最受歡迎的裁縫為他做新衣服。他顧來的兩個裁縫受歡迎，只因他們是出色的騙子，能言擅道騙到大家的信任。他們胡謅國王穿上的是獨一無二的衣服，愚笨或不稱職的人看不到，不但美觀，還可以幫助國王辨別賢能之士云云。國王自己看不見，但他對他們的謊言深信不疑，把所有看不見新衣服的大臣都重重處罰。他頒佈了新法例，看不見新衣服的人沒罪，但誣陷國王不穿衣服的人則重罪，可判死刑，最輕的刑罰也要發配邊疆。

如果我們用互文性的理論來看上海新感覺派作家劉吶鷗對法國作家穆杭的接受，特別是劉吶鷗的《都市風景線》對穆杭字句的引用，或者可以看出劉吶鷗如何利用這些由接受所帶來的編碼，來進行表意實踐或創造性轉化，然後再進一步思考所謂「邊緣」的文學區域，如亞洲文學、非洲文學，如何可以加強自己的著作者（authorship）身份，以及建立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