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炯炯的電影一直關注歷史中的邊緣小人物，或以極簡的黑白影像，或極繁的舞台、行為藝術、繪畫交織而成的影像語言，描繪人物及所處身世界的「有趣」之處。丁珍珍評《椒麻堂會》，認為電影展現了一種相當強悍的專屬小丑的精神力量。

Colm不要和Pádraic做朋友的理由是生命易逝，自己想專心作曲留下作品， Pádraic笨蛋無趣，和他在一起太浪費生命。而Pádraic就左思右想：這是不是Colm April Fool的惡作劇？是不是他憂鬱症發作？那作爲他最好的朋友豈不是更不應該在這時拋下他不管？是不是等他把這首曲子寫完，就能回到從前那樣？昨天我被別人打的時候他出手相助，那是不是代表他不生氣了？兩個長久朝夕相伴的好朋友，有一個決定不要在一起了，是不是就應該/可以和平分手？那些傷心難過，又該如何處置？

黃凱德的《豹變》，是一部從逝去年月裏的新聞故事，編織出光怪陸離、但又緊貼新加坡市民社會的短篇小說。作者通過對舊報紙的翻閲，找回那個隨著阿公輩而逝去的鮮活豐富、怪誕粗鄙、雜亂詭譎、但又野性難馴的民間生活。市井小民對當時新加坡種種政治經濟上的巨大變化，雖不甚了了，但卻不是無知無感，反而借用男性對性無能的焦慮，展現了一種集體恐慌的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