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連選擇在狹縫中掙扎都不被允許，那麼請給我一條臍帶。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在新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裡說：「傘運可能是幼稚，但不等於今天香港的選擇只有勝或敗，攬炒或投降，而再沒有討論、靜候和共生共榮。」作為學者，彭麗君希望傘運不只得一種說法，而是有其潛在的能量。這些能量，或許能在六年後的今日，為我們帶來啟發。

一次，我們共膳時，她看着電視的畫面，說從來沒喜歡過香港，只是當年她覺得只要嫁給香港人，在名字加上丈夫的姓氏，便能來香港定居。她並不喜歡黃，只想透過黃而得到好處。或許，在她眼中，那些人之所以選擇黃，是因為這顏色如黃金般蘊藏昂貴價值。她沒想過，其實有人單純的喜歡黃。她也沒察覺到，同一屋簷下，有人喜歡黃。

當我推開睡房的門時，發現裡頭徹底地被人弄得一團糟。東西都給人翻箱倒櫃的，散落一地。地上留下一個掏空了的膠袋。

雨傘之後，兒子退居劏房，時代與街頭，通通都過於龐大又無從掌握，於是他將力氣從運動轉移到經營關係上。他上班、賺錢、渴望與伴侶平靜過活。在沒有英雄的時代，他不過想做一個人。

邀我寫專欄的人說，那怕我滿肚子不合時宜，也想聽聽，很好。但我打死也不承認自己不合時宜，因為我根本沒有時宜的浮念。甚麼是時宜呢？時間，不是一直流動、變化麼？更不要說相對於不同的空間了。至於適宜與否，真是見仁見智。對我來說，沒有時宜，於是也沒有不時宜。我平日翻閱的，往往不是時宜也未必不時宜的書……

這些年來，能將時間放慢的日子屈指可數，其中一次是2014年的秋天。還記得那時候，金鐘一帶空氣清新，艷陽高照，散發著一種澎湃的生命力。那時候在附近上班，午飯時總喜歡到周邊散步，看著各有各忙的人，心情特別舒暢，連帶工作效率也好像提高了。沒有記錯的話，佬訊本身好像也是那個時候萌生出來的想法。

恰恰是這種革命的純粹性及其由「自由」而迸發出的詩意，使我在讀罷洪慧〈借火〉一詩時當即想起了哲古華拉。飛蛾撲火真的是自取滅亡嗎？我想在洪慧看來飛蛾不是撲火，而是借火，燃燒生命是它天然的職責。

我這一代香港人，沒經歷過真正的戰爭；我最感受到武力張狂的時候，應是二零一四年兩傘運動期間。當時我每星期有一門夜課，課室窗外是尖沙嘴警署附近的大馬路，授課中途，常有警車出動，「嗚嗚」笛鳴與刺眼紅光闖進課堂中，我和同學都沉默下來，望出窗，想像警車要往何處去，將要發生甚麼。那些日子的課堂，與現實生活是平行時空。

平日下雨天都撐蘋果雨傘，黃絲帶太沉重太著跡，雨傘有實際功能，剛剛好。昨天路上一路有人從後敲傘，問我雨傘的來歷，是不是非賣品，建議不如儲報頭送雨傘，或者登入10次可以特價換取，有幾次甚至一群人討論起來，大家都覺得這傘很有意思，有人豎起姆指，最後就是一句「蘋果你哋要撐住呀！」

佔中九子判刑、社運人士入監，大家敬佩、欷歔、無奈。中學生作者陳諾諺寫詩，以跳躍的想像與有力的語言，回應今日香港。

上星期，在《我們有雨靴》的映後座談，戴耀廷說，香港真正的黃金時代尚未到來。我不確定他的真實所指。但在當下，因為不同香港人的努力，我們在這樣一場歷史性的審判中，確實見到最美麗最高尚的香港風景。這樣的風景，由我們創造。如果我們見到，如果我們珍惜，這就是我們的黃金時代。

2014年董啟章獲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他發表題為「必要的沉默」的文章，引起連串討論。事隔數年，《沉默發條》一書輯錄各方論述，再思沉默的可能。小輯收錄Edith So的書序、沐羽和彭依仁對《沉默》的回響。

那是發聲的時代，是嘲笑與大規模攻擊的時代，如果你還記得「試問誰還未發聲」、還記得後來對於「今天我」的鄙棄，那也可視為一首歌壓倒另一首歌的時期。那也是網絡力量對於「左膠」的壓制，也是對於「沉默的多數」的一次輾壓，在雨傘以後，好像很少看見這兩組詞彙了。我不太理解，好像一切政治口號在事件淡出後都煙消雲散了，可能因為那時我還是個大學生吧。

我以為社運衫本來比較像制服，除了給社運團體表明自己的理念，讓社會大眾記得他們這樣一個團體，也是為了容易從遠處或混亂的場面中認得彼此，所以穿一樣的衣衫。我衣櫃裡有幾件配橙色的衣衫，都是與學民思潮有關。

小︰「雨傘運動」之後，我最掛心的是那群參與過運動、但卻沒人知道他們名字的學生。他們穿著校服在金鐘佔領區讀書溫習，他們很乖，都很純。年輕人單純地以為甚麼事一做就有結果。有許多人為了「佔中」跟父母鬧翻了，運動過後，如何面對這種撕裂？他們不被重視，沒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對於自己做過的，他們會怎樣想？他們會否對突然結束的運動感到疑惑？有人能為他們解惑嗎？好像沒有。我惦念這群人今天的心理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