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德克在南斯拉夫的政治問題，長期表現出一種「文學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矛盾面貌，尤為令人反胃的，是他一直旗幟鮮明地支持米洛舍維奇在波斯尼亞戰爭中的所作所為，並在戰爭結束後寫下兩篇遊記《多瑙河、薩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納河的冬日之旅，或給塞爾維亞的正義》（Eine winterliche Reise zu den Flüssen Donau, Save, Morawa und Drina oder Gerechtigkeit für Serbien, 1996）及 《冬日之旅夏日補遺》（Sommerlicher Nachtrag zu einer winterlichen Reise, 1996），試圖為塞爾維亞種族主義「平反」。 (閱讀更多)

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發展，不是建立在對於「非本土」的否定之上，也不是簡單地由無到有的過程，實際上存在更多的矛盾、游離，正如本書在〈導論一：本土及其背面〉提出：「本土不等於與他者割離，亦不等於對自身的完全肯定」；〈導論二：流動與根著〉一再提出對「無根」的認清以及「根著」的無力，然而，「在種種負面因素以外，流動，某程度也作為根著不可能之時的出路，或流動本身也是根著所創造出的新可能：我們何妨自停留的一點上出發，承接香港文化既有的前衛、多元，自由往復，也許終可接近『根著』的真正可能」，本土與非本土共同構成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複雜性，結合流動與根著的辯證，作為本書回顧、論述戰後至二千年代香港文學的核心。 (閱讀更多)

這一槍把所有事情都改變了，正如《蘭波傳》的作者斯坦美茲（Jean-Luc Steinmetz）所說：「從他們決裂之日起，蘭波就徹底擺脫了魏爾倫，對他來說，魏爾倫就代表著詩歌，但這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閱讀更多)

對於戴先生，我還是十分尊敬的，原因就在於他曾翻譯了我最喜愛的法國象徵主義詩人波德萊爾的作品，且譯得不錯。因此我在翻讀全集的時候也特別留意他對於詩歌的見解，其中〈望舒詩論〉就清晰地記下了他對詩的見解。這篇詩論以點列的方式書寫，應是創作雜感，篇幅不長僅有17句話，但這短短的17句話中矛盾重重⋯⋯ (閱讀更多)

「四月是最殘忍月份，荒原上長著丁香，把回憶和欲望摻合著，又讓春雨催促遲鈍的根芽。」艾略特的〈荒原〉定時敲擊心窗。一個年輕人走上前，劈頭問道：「你是讀哲學的吧？」我吃了一驚，下意識怯了一怯，低聲道：「請問有甚麼指教？」他盯著我的眼，繼續大剌剌地道：「我看網上是這樣介紹你的。所以我有一些問題，想你回答。」我還未來得及問是甚麼問題，他已把問題拋了過來：「怎樣才可以成為一個哲學家？首先要看甚麼書？」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