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明仁（老總）離世消息溘然，陳廣隆驚詫傷痛。他並非報界中人，原是不認識老總的，卻因為「老總書房」開張，愛書人多了一片聖地。最初只因好奇探訪，但爾後時常鑽到「老總書房」尋書、購書，才慢慢開始藏書的興趣，很多書界的人事都是跟老總學習，慢慢相熟起來。老總雖然嗜書成性，但從不吝嗇；看準時機無寶不落，同時也善價而沽以書養書，但若然遇上同好，也願意半賣半送的割愛，扶掖後進、助研學問，不遺餘力，是以老總書友處處，大家都愛聽他講故事。忽聞噩耗，陳廣隆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要寫哪些往事。他回想起今年最後一次見到老總，應是一兩個月前在北角「精神書局」，老總剛買完好一大袋書，呵呵呵笑著對他說︰「唏﹗賀禮士﹗你也來尋寶啊？剛剛食完咩好嘢啊？」只是可惜再也聽不到老總的笑聲了。 (閱讀更多)

陳志堅傳來由潘耀明導演《焚城》的影評。他認為《焚城》是鍾愛這個城市的人所拍攝出來所謂後真相時代的影像真實。他指出整套電影所見的垃圾場來自五個空間，因導演的堅持，整個空間拍攝必須在香港之內，配合特效，呈現出高度真實感，亦是完全的香港意識。劇情張力龐大，自電影開始至結束，時間線被凝縮在一天以內，時間壓迫造成巨大的視聽性隱喻。，《焚城》的表層意義場在製造城市的空間絕望，然而最真實的隱喻其實在說城市快樂的失去。觀塘、深水埗、太平山頂的滅絕，在電影視覺化地展現香港成為下一個切爾諾貝爾，一百年裡不再可能有人居住，我城曾經作為引以為傲的現代化之城，然而，荒原一瞬，無所謂價值，在沒有快樂的年代，價值再也沒有其本身的意義。但是，他認為電影告訴我們，在大災難面前，人性與情義之角力到底一直存在，且完全沒有止盡。人性最終不能戰勝人情，甚或是，親情原來是人性欲望最有力的對抗。 (閱讀更多)

張煒森傳來楊秀卓個展「病有我」的評論。楊秀卓最近的個展以情緒病為主題，觀察到近年越來越多人有情緒病，因此想透過展覽創作回應。展覽以「病有我」為題，跟我們慣常說「我有病」不一樣，我有病」以我作為主體及疾病的載體，而我的世界只有病，相反，「病有我」則將病換成主體，我只有從屬於疾病之中，我（人類）之於病（不正常的狀態）中，實際是相當脆弱渺小，也去除了病以人作為唯一載體的想像。他提及，展覽以情緒病為題，議題在文化層面中被解讀，也是創作無法迴避的問題。疾病在社會層面中，往往會變成隱喻（metaphor），隱喻是以一種事物喻指另一種事物。這種隱喻與符號，正是楊秀卓創作時直接以感性的表達，讓觀眾不由自主地進入藝術家訂立的異質的、擾亂正常秩序的藝術視角，將情緒病的主題成為大眾的「共同語」，成為一種隱喻，藉此聯繫社會的關係。 (閱讀更多)

穆純傳來Yorgos Lanthimos導演《憐憫的種類》的影評，從憐憫的性質始論，指出電影中表現的，角色與角色之間掛勾着施與受的機制，既明明白白的不對等，又確確實實地不自由，不單只受方不自由，施方亦不自由，而互相依賴、享受、安定在這個遠離自由的機制中。他繼而用精神分析家Erich Fromm的「逃避自由」機制，解析《憐憫的種類》內神經質的人。「正常人」的觀眾看上去，就像看一齣精神病記錄片，但導演就是要觀眾反思，我們所謂的正常人，其實和神經質者別無二致。他認為，電影中的角色並不是劇情開初就已經逃避自由，他們只是把自由、自我用在非積極層面，導致服應權威、丈夫、宗教，但仍然是有自我，真正逃避自由、渴求憐憫是在劇情轉折從安全感中脫離之後。 (閱讀更多)

據說張愛玲很愛算命，出門也算，出書也算。她在小說裡寫過精彩的算命情節，《假仙女 Faux-cul》開篇也出現了類似情節。楊佳嫻指，到今世中我們依然可以見到作品在與命的對抗與拉扯，遠古的命說概念如何回應現代情境？顏訥說，這就看算命者「故事新編」的能力了。《假仙女 Faux-cul》既是「假」「仙女」，也是「假仙」「女」，台語「假仙」有假裝、裝蒜之意，比形容詞「假」更富於動態。然而，顏訥的「假仙」不針對別人，而總瞄準了自己，自我懷疑又否定這懷疑，過得辛苦還把辛苦當成笑話跟我們分享。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