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電影《法拉利》改編自法拉利汽車創辦人恩佐・法拉利的傳記《恩佐・法拉利：人與機器》，去年提名金獅獎。謝曉陽指出《法拉利》是⼀部⼈多於機器的電影，它既非神話歌頌者，也非神話摧毀者，而是告訴觀眾「神話是如何產⽣和經營的」，當中亦刻劃了女性之間的微妙⾓⼒，也可窺見導演想擺脫男性凝視的決心，最後演員Adam Driver以⽊訥的⽅式展現天才的缺陷也是出色。 (閱讀更多)

獲法國金棕櫚獎的《墮下的對證》近日上映，講述一位德籍女作家因法籍丈夫離奇墮樓身亡，蒙上殺夫的嫌疑，繼而在法庭上展開自辯。雙雙認為在這場對證中，聲音的存在是如畫面般重要，他回到電影的起點——一場訪談，發現它就如一場審判的預演；而兒子再次上庭作證之前所彈奏的蕭邦《Prelude, Op. 28, No. 4》亦是暗有所指，呼應「迴廊」意象的同時，又展示出兒子對案件的詮釋，帶出電影中「詮釋」與「現實經驗與虛構寫作的關係」的探討。 (閱讀更多)

濱口龍介在《無邪之境》之中建構出一個靜態的場域──原初自然，對於我們這些「現代人」，一切都是神祕而陌生。海鹽分析電影裡的原初世界和資本世界，是如何構成辯證關係，並點出當中暴力的隱蔽之處，而最後資本世界的人類作為獻祭，意味著辯證運動的終結，善惡的劃分消失了，自然世界復歸平靜、神聖與潔淨。 (閱讀更多)

但是這樣想就掉入了一種思維陷阱，覺得越缺少自由反而越能逼人創作。這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缺少自由確實能逼著一部分人繼續創作好作品，因為一部分人類的本性就是創作，就算被關入監獄，總會有人想著拿衣服寫詩，拿牆壁畫畫，拿牙刷頭刺青。可是，藝術不僅逼問人類的底線，更是探索人類的極限。我們在這麽想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馬來西亞，韓國，甚至新加坡，這三個國家的電影和藝術在近年來的快速發展，都和不斷「解凍」的政策有關。​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中國大陸藝術（包括文學、電影）的幾次爆發點，都正好是這三項自由稍有寬鬆的時候：二三十年代（1926-1937）（民國時期）；一九八零年代的「文藝潮」和「八五新潮」；以及千禧年初的「媒體之春」。但這三種自由的不完全發展，意味著這些爆發都是不可持續的。甚至會造成文化上的斷層，產生新的矛盾。 (閱讀更多)

我們生活在日理萬機，瞬息萬變的大都會，總嚮往chill的生活模式。閒時偷啜一杯咖啡，歇時尋找小確幸。由「公路詩人」雲溫達斯執導的《新活日常》正好講述了這樣的一個故事。鄧皓天卻認為說是故事，其實有點牽強，因為當中沒有融入強烈的故事性或戲劇張力，反而似小人物的紀錄片，而當中對「日常」精準的捕捉和呈現方式，貫徹了日本美學的侘寂。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