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李敬恒將他閱讀文學作品的文章，結集成《謎樣的森林》，並大受讀者歡迎。彭依仁由此思考文學家與哲學家的關係，也看李敬恒的閱讀經驗，發現他在《謎樣的森林》側重於文學作品的細節，比如詩中若隱若現的細節、小說的背景描寫，而不是像哲學家談微言大義，也不像很多正經的文學評論家避談流行曲。正如他分析顧城的〈遠和近〉時，其關注明顯地超越了文字本身，在各種各樣的文本中，也讀出每個人存在於世上的基本狀況。

上面談到，我一直沒有寫詩的念頭，這狀態其實只維持了一段短時間。除了學業迫人這種學生通病以外，更多的是不敢寫。學制不允許劍走偏鋒，詩卻偏偏喜歡劍走偏鋒，誓要當DSE的頭號敵人。寫作需要浸淫，考試亦同。我不知道寫詩會否令人走火入魔，我只知道作為一個平平無奇的考生，倘若在禁寫新詩的中文科寫作試卷裡頭不小心用上詩化的語言，忽發奇想填上創作的詩句，極可能會被考評局打上問號。對我這一代來說，詩的開始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到了文憑試結束後的一生，大概也只會留下此句。如果我沒有成為那一千多名文學選修生的其中之一，又或者不是在〈死水〉和〈錯誤〉成為大熱的這一屆應考，而被迫與之混熟，也許亦會跟他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