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的出發點跟成果之間的巨大鴻溝，很可能是《幻愛》最令人感到可惜的部分。可以說，為了成就李志樂跟葉嵐之間通俗劇式的愛情，電影犧牲了邊緣群體跟社會大眾之間持續爭奪的互動空間，把結局牢牢困在「愛情」那不可能的救贖中。「我不介意」，一句善良的說話，隨時翻轉成保守的態度。

早前讀了一篇評論文章，提到劇集第十話應思聰病發繼而闖進精神科社工宋喬平的辦公室，被宋安撫下來的情節。這段情節我也非常喜歡，不是因為思聰問「為甚麼是我？」的無奈，也不是那句不屬於劇本的「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而是，我在其中看到一位外套上掛著小玩偶的精神科社工，如何以平等的姿態，讓病發的思聰言說其經驗──他要拍怎樣的電影，是甚麼使他受苦──在喬平面前的不是一個胡言亂語、幻聽幻覺的精神病患者，而是一個在特定環境與心理狀態下受苦的人，以及他正遭遇的人生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