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rina Yeung在看《夜行紀錄》時，同時也在看《結局的意義》，這樣交錯的閱讀，令她加倍關注《夜行紀錄》那些作品的結局，因為當中的轉折似乎都是發生在結局之中，與古希臘戲劇的「突轉」不相符。故此，她思考這些發生在結局的轉折開啟了甚麼意義，呈現出怎樣的藏在事件背後的現實。

如果我們用互文性的理論來看上海新感覺派作家劉吶鷗對法國作家穆杭的接受，特別是劉吶鷗的《都市風景線》對穆杭字句的引用，或者可以看出劉吶鷗如何利用這些由接受所帶來的編碼，來進行表意實踐或創造性轉化，然後再進一步思考所謂「邊緣」的文學區域，如亞洲文學、非洲文學，如何可以加強自己的著作者（authorship）身份，以及建立自主性。

左拉筆下的日落是印象主義式的日落，納博科夫的則是一個死亡視野下的日落。而我的呢？我看了六年巴黎的日落，它象徵著我的青蔥歲月，我們沒有錢，就這樣在日落前聚在一起，大笑大叫，就像海明威的句子所說的那樣：「那時候我們很窮，卻很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