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學的都學會了，習作是否派回來，有那麼重要嗎？」，這句話在她的腦海內繚繞不散。讓她更不解的是，身為學生的時候，老師是否批改完全不在意，到變成家長，卻對老師們有所要求。是自己太刻板嗎？又是什麼原因令學生抗拒功課？他們小時候，也曾經熱愛過做功課嗎？ 在胡同裡越想越糊塗的她禁不住一再問自己，真的沒有批改假期功課的需要了嗎？假期作業真的失卻意義了嗎？ (閱讀更多)

假如學生的噩夢是考試期，吳俊賢覺得老師的噩夢是查簿期。通過老師間的互相審查，保障每位同事的批改質素和教學進度良好，老師需要收齊足夠數量的習作，完成所有批改，然後呈交科主任審核，查簿的挑戰不在於趕進度做課業，而在於追收改正。 (閱讀更多)

當老師的，或許習慣了俯瞰一眾學生，疫情下，他們同樣戴著口罩，我們僅能透過髮型和半張臉辨識他們，何況他們穿一樣的服裝、上一樣的課、出現在同一地點，很容易視他們為一體，做到真正的「一視同仁」。只有一群真誠的老師，才樂意深入發掘學生口罩後埋藏的不同面貌，因材施教，從而根據個案的需要做裁決。 (閱讀更多)

不消一會兒，她們一邊拿著照相機互相拍下彼此的醜態，一邊起哄。「影佢啦！咁樣衰。」儘她們要不哈哈大笑，把眼淚掉到鼻邊的臉容烘到照相機前。漸漸，眾人陸續收起剛剛的哭臉，互相嘲諷其他還在哭的同儕。互相嘲笑過以後，她們還著攝影師笑中帶淚過後的眾生相：「嚟！我哋影張farewell相，」也許，這就是她們快將畢業，步入成人禮的禮物。 (閱讀更多)

曾詠聰每次跟同行說現在兼教文學，對方都投以羨慕目光，繼而問他如何說服校長、怎樣宣傳和收生。教了兩個多月文學，曾詠聰盡可能不以「教」的形式指導寫作，而是替他們把原有能力「尋找」出來，去掉雜訊，並在這篇文章分享成為文學老師的點滴。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