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友俞重看1994年的經典電影《死亡處女》，從法律、正義、政治的角度出發，他認為任何一個第三波民主國家都有與電影大同小異的歷史，面對民主化引起的當代問題：轉型正義；而吉拉多的律師正是代表一種秩序，在電影裡提出如倫理學經典的難題。曾友俞亦認為米蘭達固然也可以探討權力與性、與腐化或者個人因創傷所致的人格扭曲，但他覺得這個故事更重要的議題是：在一個社會中罪犯與被害人如何共存？

今年柏林影展的「特別展映」單元，安排了德國電影導演Lars Kraume最新作品《測量之人》的首映，有鑒於複雜的殖民歷史，電影採用了線性敘述，大幅降低觀眾理解的阻礙，趙崇任認為作品雖然並不完美，但它在德國社會引發的討論效應，無論在社會意義上或德國的電影史上，都是一部成功與重要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