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的表情令人想起白天那些過於乾淨的路面。在烈日下，更多時候，他們顯得過於生硬。準確來說，是在空調裡的烈日下，正如新加坡作家雪裡安喬治先生所說的：新加坡的表情，是在空調房中待的太久，所產生出的一種矛盾：那是一種倦怠和活力並存的狀態。此時的車廂裡，一位留著70年代髮型的安哥正陷入了睡眠，他兩腿間的吉他正滑向列車的反向。他的裝束令人想起南洋大學的學生，過於寬大的衣領一直延伸到一個深深的袖口，那裡不是香菸，便是變調夾。他們曾作為新加坡的高音，在主流的C調中，總會奏起A調的小號。但和單簧管比起來，他們的小號過於悲壯了。彷彿列車的低音仍在持續。在他的身邊，有一位工人模樣的印度青年，他黑色被汗水浸濕的襯衫上，寫著「Born Lucky （生來幸運）」的字樣。他也許也曾在羅釐車「後座」的熱風中想起遠在德里的兄弟；亦或許他就是「生來幸運」的一群，可以用他腳下的筆電穿梭於新加坡的兩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