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戈三年前離港到台灣清華大學進修。初到日子正逢颱風，陰沉細雨不免有路盡途窮的錯覺，隔著海峽，煙濤微茫，香港已經不在身後。種種改變，儘管他不習慣，但變了就變了，變了就不想變，反覆循環，許多生活細節提醒已身在異處。一人在台灣，既隔斷香港但也不融入台灣，在獨處中群居，或在群居中獨處，不即不離，不冷清不熱鬧，他反而又自在之感。2023年畢業，清華大學的畢業歌叫〈清華大工地〉，後來便成了記憶的支點，偶爾想起，覺得痛，就好像還活著。三年後，臨近畢業，其中的生活記憶突然讓他有種此處是歸宿的感覺，尷尬的是，幻覺成形，卻住不久了。他想，離開香港的日子怎樣稱呼、回到香港的日子有怎樣稱呼。若未來又有更動，記憶會疊加下去，沒有就沒有。

香港作家當時怎樣看待上述政治環境的變化，又如何以文學實踐作回應，都是重要但不易回答的題目。由香港恒生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及中文系合辦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中國文學國際研討會」中，鄒芷茵和陳子謙討論了兩位香港作家的文學實踐和七、八十年代的中港關係之間的影響，故作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