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逸賢傳來小說，書寫在擁擠悶熱地鐵車廂裡，詩因穿著羽絨服瀕臨暈眩窒息之際，被一位孕婦死瞪著她，眼神凌厲得毫無母性，卻主動讓出關愛座。詩覺得這是勝利者對她的施捨，當詩承接了座位的「餘溫」後，發現孕婦裙上有一圈深色印跡，車廂的臭味愈發濃郁，繼而引導旁人鄙視孕婦來獲取心理勝利。人群散了，詩得了氧氣，也反勝了孕婦。唯獨屁股的餘溫仍未散去——詩笑了，肚子卻等不及攪動起來。

疫情沒完沒了，病毒侵略每個人的身心。街道明明很多的士，不過一說要去醫院，司機就耍手擰頭，開車走人。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法，正如佬訊這篇專欄的女主角，疫情之下，城內人都沒半點喘息空間。

在倫敦地鐵站看到大字寫著「Dreams」的海報，茹國烈以為是鼓勵年輕人創新和夢想，查找後得知是市政府防治持刀罪案的宣傳。發夢和帶刀，哪個更危險？城市本來就是極大量陌生人聚集的地方，互相碰撞，可爆發出新想法，也可產生衝突。與其相信著城市頌歌，茹國烈更感城市是正邪交戰的所在。倫敦也好，香港也好，何嘗不是一座座的葛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