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能夠在面對強權時有著不退縮的骨氣，或許來自他們經歷過二戰及冷戰期間的歷史，而從其文學作品中亦可昭見。趙恩潔指出Ričardas Gavelis的《維爾紐斯撲克》中，以迷離破碎的敘事，揭示蘇聯統治下人性的猜忌與自我審查；Jurga Vilė和Lina Itagaki的圖像小說《西伯利亞俳句》透過孩童的純真視角，呈現流放悲劇中的童真與希望。儘管兩部作品風格迥異，卻展現出立陶宛人以文學作為抵抗歷史的壓迫，在集體創傷中注入人性光芒與樂觀，重新詮釋歷史傷痕。

梁顥維與陳偉信觀畢《粗獷派建築師》，指出電影將粗獷主義建築與主角身份定位為劇情道具，卻未準確反映其理念，建築設計缺乏邏輯，甚至與主角最終成為國際大師的結局顯得脫節。他們作為建築計設師，藉此為大家簡論粗獷主義，強調結構清晰、功能優先與材料「如實」呈現，讓讀者在享受電影的同時，釐清電影中關於建築學的一些爭議與誤解。

日本電影《哥斯拉-1.0》在奧斯卡勇奪最佳特效獎項，以傳聞1,500萬美元的製作預算，打敗了眾多荷里活大製作，震驚世界，卻不在全亞洲戲院上映，只在串流平台Netflix上架。傳媒人何兆彬對此上映策略感到疑惑，由此解釋哥斯拉於日本的象徵意義，片中如同死神的哥斯拉，是代表著戰爭和日本人的核恐懼，對照浩一的懦弱無能；他亦談及到電影的軍國主義之嫌，以致哥斯拉也有其未能踏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