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曉陽在觀賞菲律賓移工藝團Guhit Kulay的作品後傳來藝評，指出移工將平日從事家務勞動的雙手轉化為握起畫筆的「創作主體」，完成了一場感官修復與身體主權奪回。展中《Aruga》與《Mano》以手部觸碰傳遞溫柔與文化；Angie與Cristina則分別透過油畫與織物拼貼縫合群島記憶，編織出香港多元文化的維繫。謝曉陽認為，我們不應以「儘管是移工」的例外視角去欣賞這些作品，而是應認知到勞動與創作本無界線，讓移工擁有創作空間並非施捨，而是他們的基本權利，皆因所有身體都值得成為感受世界的主體。

然而傅柯、阿甘本或埃斯波西托等哲人之所以討論生命政治，並不是要告訴我們生命不過受主權操控的事實，而是要讓我們去想像一種新的可能，傅柯認為古典哲學不乏教導個人重新管轄身體的篇幅，阿甘本從方濟各會苦修士生活思考一種全新的、不受社會或政權操控的生命形式，埃斯波西托則提出一種肯定性的免疫機制。

回歸以後，香港一直陷入中港憲政關係的爭論中，深遠地影響政府施政。說到底，還是因為中共主權意志與香港本身作為國際城市的本質有所衝突，也關係到香港人對中共主權的認受性一直有所質疑。說來主權這回事，就像古代的王權，彭依仁以此角度引申，談談現代西方世界的主權概念，跟中世紀的王權有著怎樣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