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鏞三位一體：武俠小說的金庸，創辦《明報》的查良鏞，政治的查良鏞（基本法草委）。
查良鏞深不可測，他最親的朋友也只能了解他的一二，何況是局外人呢？因此，要研究政治上的查良鏞或武俠的金庸，只能從他的作品或公開的資料去還原查良鏞的過去，始終隔了幾層。研究報業上的查良鏞，比較貼身小小，因為和他同事過的人不少，而且《明報》留下他大量的墨跡；另外，張圭陽寫過《金庸與報業》，對後來的研究也提供了不少珍貴資料。
筆者協助香港新聞博覧館（博覧館下月開幕）撰述香港報業史料，要經常跑圖書館搜尋舊報紙資料，自然少不了《明報》。鄧小樺叫我寫一篇查良鏞辦報的歷史，我就選取了一些手頭上資料寫下這篇回憶查良鏞早年辦報的幾件大事。這幾件大事恰恰是早期《明報》由虧轉盈，由盈轉富，由小報變大報的轉捩點，也恰恰與中共政局和香港左派緊扣一起。可以說，沒有中共，沒有香港的左派，就沒有以後的《明報》。
查良鏞一手寫小說，一手寫社論，同樣吸引，同樣有影響力，但在查的心中，兩者還是有輕重之分。熟悉查先生的人說，《明報》是查先生的大婆，武俠小說是二奶，他花盡心血思量如何把《明報》辦好，寫武俠小說只是要讓自己輕鬆一下而已。他沒想到讓他千秋萬世的卻是他的15部武俠小說，《明報》只是他94年歲月一顆閃爍耀眼的星星。然而，這顆「明」星在香港報業史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因為它是香港文人辦報最成功的典範。
《明報》誕生於1959年5月20日，查良鏞之前在左派的龍頭報紙《大公》報先後工作了10年，他離開《大公》並非要與左派脫離關係，否則他就不會加入同樣是左派的長城電影公司，他只是想創造一番事業，畢竟《大公》裏人材濟濟，查良鏞雖有才華也難以進入報紙的權力核心，倒不如自己辦一份報紙。他和中學同學沈寶新合資出版了《明報》，由於是小本經營，《明報》只能以小報型式面世，一張紙四個版，零售一毫，用他的武俠小說擔大旗，新聞只是聊備一格。查良鏞每個月都要為張羅印刷用的白報紙發愁，加上燈油火蠟各項開支，《明報》隨時有斷炊的危險。有一個傳聞：《明報》有一個晚上準備開機印報紙時，印刷公司要查良鏞清繳之前欠下的印刷費，否則不開機，時任的査太朱玫二話不說，脫下手上的鑽石戒指找數。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東西方處於冷戰，香港是西方圍堵中共的前哨站，報紙的立場非左即右，中立佔小數，《明報》如何定位？靠左嗎？不能成大器，大不了多了份左報，還是要寄居《大公》之下；靠右呢？一定會被左派視為叛徒，因為《明報》創刊初期還得到《大公》人力物力支援，查良鏞曾經寫信給羅孚求助，說要派人到《大公》借資料。查良鏞費煞思量，最後決定走「中間」路線，這樣就要自力更生，睇餸食飯了。《明報》最初一兩年刻意不刺激中共，版面很少大陸的負面消息，真的做到很「中立」。「中立」沒有問題，問題是《明報》獨沽一味靠金庸小說吸客，銷量打不開，廣告收入有限。查良鏞最後從《晶報》以高薪「借」來雷煒坡當採訪主任，組織起一支小型採訪隊，主攻突發新聞，充分發揮小報煽情路線，銷量才慢慢好起來。
《明報》創刊號。
《明報》中立立場第一次大突破是1962年5月8日，那一天開始，查良鏞批准《明報》編採部報導大陸難民逃港潮，在此之前，查良鏞以中立為由堅持不作報導，即使其他報紙（左派報紙除外）已鋪天蓋地報導，並且僱車到邊境梧桐山派麪包給難民。《明報》編採部多次向查良鏞「請願」，終於獲得開綠燈。5月15日，查良鏞在社評中以「火速！救命！」為標題，呼籲中共和香港慈善團體立刻組織搶救隊上梧桐山救人。記者陳非在頭版寫了《梧桐山上慘絕人寰》的新聞特寫。從那時開始，左派再不當查良鏞是自己人，但《明報》因為這次「破格」得到很好的口碑，銷量和廣告都增加。
查良鏞1963年炮打中央的社評。
查良鏞奠定其「香江第一枝筆」的地位是1964年與左報的筆戰之後。1963年，外長陳毅接受日本傳媒訪問，陳毅指蘇聯赫魯曉夫諷刺中國人窮到無褲可穿還要浪費金錢製造原子彈，陳毅說即使中國人民全部無褲穿也要擁有核子武器。按中共當時流行的説法是「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查良鏞卻在社評唱反調，高呼「寧要褲子，不要核彈（核子）」，這是查良鏞一篇罕見炮打司令部的社評。1964年10月中國成功核爆，舉國歡騰，官媒認為是中國人的光榮，查良鏞在10月20日的社評中批評「製造核彈有害人類，何光榮之有？」立即引來以《大公》為首的5份左報連番圍攻，指斥《明報》「反共反華、親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場。」查良鏞連續發了多篇社評和向《大公》討教的26篇文章，奇怪左報並無進一步反撃，據稱是陳毅後來說了「《明報》社論說中國人要有褲子穿，都是愛中國人嘛。」北京下令停戰，查大俠聲名大噪，《明報》從此成為知識份子追看的大報，查良鏞在頭版連刊多天啟事，宣稱筆戰期間《明報》銷量如何暴升，氣勢如虹。香港左派看在眼裏，恨在心裏。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查良鏞毫不留情地批判和譴責，他一度被左派列入十大暗殺名單之內，排名還高於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查良鏞被迫遠走新加坡避難。1981年，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查良鏞，並親自替查點香煙，把查良鏞送上人生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