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身份問題，一直是本地文學歷久不衰的主題，又以上世紀回歸前夕的80年代尤為盛行。麥子以淮遠的〈加拿大鹿〉（1983）為例，展示當中香港身份建構具有「邊緣」和「混雜」的特質，及面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無力感，而淮遠對香港身份在殖民體制下的反思，為後來建立主體的文化解殖運動奠定基礎，也是一個時代變遷的印記。

離開，還是留下，走與不走，是這幾年許多香港人都必須做的抉擇，也是劉國瑞在《白日青春》裡借巴基斯坦男孩哈山／莫青春的偷渡故事所提出的問題。「我覺得要『走』很正常。在這部電影，所有人都嚮往更好的生活，哈山便問陳白日為什麼大家都喜歡來香港。陳白日說：因為人人都嚮往安穩的生活。」故事裡，陳白日就是年輕時從中國大陸游水偷渡到香港，幾十年後，他決定送一個萍水相逢的小男孩偷渡，讓他走出香港。「『走』是一個很自然的本能生理反應，大家都想去一個更好的地方，所以我不覺得就是一個壞事，亦不覺得『走』是一個不好的決定。不論是難民，或者是以前偷渡來香港的人，甚至現在想移民的人都好，實際上是一種本能反應，而這種本能反應走出去，會令到我們的社會世界更多元。」

第八屆「香港文學季」早前在深水埗大南街的Openground舉行開幕禮暨開幕講座，本屆文學季以「水土不伏」作為主題，開幕講座「港口／港女，離岸／上岸：香港身份認同面面觀」由文化人鄭政恆主持，並邀得黃念欣教授與影評人馮家明，分別從文學與電影入手，談談離岸／上岸、港口／港女，與香港身份認同曖昧而千絲萬縷的關係。

從浸大人文及創作系畢業的沐羽，當過哲學新媒體的記者，也算在香港文化江湖打滾過； 2017 年夏天赴台深造文學，今年初在台灣出版首部個人短篇小說集《煙街》，苦難年代裡，27 歲的香港作家透過文學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他相信作家筆下無數高低跌宕的人物，總會有天交織成錯綜複雜的一張製圖，跨越膚色與國界，呼召出尚未來臨的成千上萬張臉。

「捲一手，點一口」——比起成煙，手捲煙更為浪慢，一捲一黏，一呼一吸，在吞雲吐霧之間，可以放慢自身速度之餘，亦是情感的交流。電影以「徘徊迷陣，寄霧重生」八個大字作為口號，利用煙作為引旨並貫穿全劇，道出關超與文尼之間的情義，並透過同樣身處於裂縫之間的二人，引伸出身份認同的議題。

文念中執導的許鞍華紀錄片《好好拍電影》，正好為其四十年的電影人生作一總結。許鞍華的電影從來不易梳理，而在多年好友文念中的鏡頭下，除了關注社會議題與人文精神以外，更挖掘她在香港長大的童年，與祖父、父親、友人在於古詩、武俠電影與文學的淵源。

香港人近月總被移民、送機、簽證之類的事物圍繞，上月舉行的「香港文學季2020」講座，邀得身兼學者及作家的羅貴祥，與國際關係專家沈旭暉教授，以「流浮身：今昔港人身份的認同及流動」為題，探討在地和海外港人，身處當前的歷史轉折位置，如何能讓身份認同得以保留並延續。

假結婚這個行為，或作為罪行本身，對婚姻而言是相當大的諷刺。明明不喜歡對方，又要和他結婚，算是假嗎？和為了錢而假結婚，兩者相比，哪種更加虛假？

從《爆．蛹》到《森林海中的紅樓》，再到近日的《驕傲》，編劇王昊然的作品中總有一抹揮不去的冷峻色調，這固然是他的審美取向，但我相信更是他的人生信仰：孤獨本是生命的常態。因此在他的作品裡，現代都市中糾纏不清的男女情感、飄浮不定的身份認同、看似認真又帶幾分玩笑的論辯乃至詭辯，最終指向的都是那永遠無法解決而又永遠需要解決的孤獨感。

如果我們用互文性的理論來看上海新感覺派作家劉吶鷗對法國作家穆杭的接受，特別是劉吶鷗的《都市風景線》對穆杭字句的引用，或者可以看出劉吶鷗如何利用這些由接受所帶來的編碼，來進行表意實踐或創造性轉化，然後再進一步思考所謂「邊緣」的文學區域，如亞洲文學、非洲文學，如何可以加強自己的著作者（authorship）身份，以及建立自主性。

雖然成年後從未在北京長居，但我自認是不怕霧霾的。我生在北京南城，在工廠大院附近長到七八歲。也許兒時習慣了空氣裡的某些元素，我至今分辨不出空氣質量的優劣——在瑞士不覺得空氣多鮮甜，在北京也不覺得空氣多凝滯。再者說了，如今定居在紐約，那裡的空氣也不見得有多好。

嘗言道，香港是個移民城市，不論是想當年還是今時今日，也在不由自主的情況下發生。從歷史的向度中，不少人只將這個地方當作暫居之處，南來的文化人如是，英殖的管治如是，就算大敍事中1970年代始香港人的身份漸漸成形，或是在港土生土長的一代自有他們對於香港這個地方的獨特情愫，我們亦不能否定當中的身份建構某程度建基於拒絕接受或否認之上。要在此時此刻談鄉愁，甚至暗暗觸及到的歸屬感，實在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