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煒倫的畢業作品《転生 = Metempsychosis》（2000） 講述冷色系格調的頹廢都市中，人們都用機器幫自己洗去記憶、免除痛苦；至於何爵天的《FOUL》（2012）就藉一個中學生與其他同輩及師長的對抗，反思權力社會的種種弊病。如果說兩者都有甚麼共通，可能是有關自殺的情景，並獲電檢處評為「兒童不宜」。

在劇場出身的袁曉嵐、謝昊丹，與在建築系畢業的林入，策劃了超過一年的「織梭跨媒介文化計劃」，讓文學、視覺藝術、劇場、建築背景的藝術家，一起思考以創作回應當下，論述真實的香港故事。作為計劃的成果，今個月他們在牛棚舉辦《並置的聲音》藝術展覽、展演及工作坊。袁曉嵐說她想知道，「不同媒介的藝術家，共同面對此刻的香港。他們由衷想講的一件事，會是甚麼呢？」

老店倒閉了，街道的招牌變換了，霓虹燈牌拆了下來，整個社區也可以被重建，所有記憶都仿似再無憑藉。當人們每天都在電視裡放聲高呼香港故事，她卻走進富德樓，開辦小小的地區出版圖書館——「臨時庫存」，收藏超過二百本地區出版刊物。在這裡她不談「香港」，只講社區。在這些地區出版中，她看見人在此地生活的真實面貌。

5月1日除了是勞動節，也是程展緯的生日。一年前的5月1日，程展緯穿著港鐵清潔工制服，披上自製的垃圾膠袋，在港鐵站裡默站抗議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不包括在前線抗疫的清潔工人。今年51歲的他則披著「垃圾蟲」的裝束，批評港鐵的外判標書設計，仍然只是「價低者得」，令港鐵外判清潔工人的薪金遠比食環署外判為低。 自從2021年11月開始，程展緯成為港鐵的外判清潔工，在疫情爆發期間，他以工人的身份，不斷提出外判清潔工薪金過低、支援不足、不受保障等等問題。他也經常運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做清潔工的感受和趣事。在傳統組織土崩瓦解的當下，繼續令工人的聲音被大眾聽見。

2046出版社早前為新近出版的周蜜蜜新作《亂世孤魂——我與羅海星，從惠州吉西二坊二號到唐寧街十號》舉辦對談會，由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擔任主持，並邀得知名作家陶傑和因傷未能親身出席座談會的本書作者周蜜蜜作視像分享。與會的講者和聽眾，在冬晚的氣溫中團聚，一同於仿60年代裝潢的復古餐室中，藉著絲襪奶茶的氤氳餘香，懷想周蜜蜜真實紀錄下的舊香港。

人是一種很奇怪的生物，除了想要研究世上存在的一切外，也對許多「不存在」的東西感到著迷，且著迷的程度可能往往還比現實中的事物還要來得巨大。《不存在的書》收錄了二十八篇極短篇小說，雖然這樣說，但翻開後會發現裡頭的每一則故事其實都來自於某本小說的片段，可能是小說的開頭，也可能是其中的某個情節，彷彿在逗弄讀者的心一樣，每則故事的結尾都有一種強烈的懸疑感，讓人很想知道後續。但更吊人胃口的是，作者在這裡面為我們介紹的二十八本小說，都是實際上不存在的書。

梁世韜讀何兆武的《上學記》與《上班記》，認為這兩本書被稱為最不可或缺的知識份子記錄也絕不為過，即使歷盡苦難，何兆武仍在回溯歷史，直面荒誕，誠實以對，探問在現實政治環境下不宜提出但至關重要的問題，有如耳提面命，警醒我們要免於虛無，免於放棄求真。

陳梓桓執導的紀錄片《憂鬱之島》，近日引起不少爭議與相關討論，《鏗鏘集》前資深編導潘達培，談及《憂鬱之島》讓他印象深刻的場面，以及那場引起爭議的監獄對話，認為電影是真誠的作品，讓更多人參與映後討論，以至去問：「對你來說，香港是什麼？」看過了，褒貶隨意，也自由表達。權力無處不在，抗衡也應如此。

「爸爸，錢不重要了，我要帶你回家。」潘文善伏在父親的遺體上說。這是台灣記者鐘聖雄《窮得只剩一條命》的報道。報道中台灣移工潘文善的父親潘同甘在由越南偷渡去台灣尋找兒子期間遇溺死亡，潘文善為了替父親舉辦喪禮，不得不冒著被遞解出境的危險自動投案。

作為填詞人後輩同時也是文化研究學者，王樂儀形容《為光音作證：潘源良香港誌記》對研究香港流行音樂來說是一部相當及時的書。由潘源良這位由八十年代初入行、在年青時所見證的香港的火紅年代，保釣、中文運動等社會大事，並跨界至今的前輩，講述其創作生涯，正好記錄了香港流行音樂工業神奇又詭異的變化。

以酒入夢，彷彿懸木求魚，但醉境與夢境，往往難以分清，江祈穎談醉與夢的真實，醉後與夢境中的自己，是否比現實的自我更為真實？

看攝影師真人真事改編的《淺田家！》，鄧小樺入場前已猜到是溫情向小品，但原來比想像更精緻。「以攝影回應現實」的方式往往指放棄藝術取向，進入新聞寫實取向；電影卻超越了這個層次，由「家」切入，以溫情和殘酷反覆展現了「家」的意義。

當人們選擇相信自己情願相信的東西，「後真相」（post-truth）文化以幾何級數的方式急速發展，朗天並讀兩本討論真實的著作，從巴迪歐的《追尋消失的真實》書末，建議的三個具體舉措緊抓，見證，同時促成真實的「消失」，再讀阿甘本的《什麼是真實》，對此有更深的理解和感受。

在有圖都無真相的年代，有圖或者有聲音都唔代表有真相。在眼看未為實，耳聽未為真的時代中，就連睇一張圖，聽下聲音，都要諗清諗楚，到底看到的、聽到的是否真實。而「我到底聽到啲咩？」正正是即將在兆基創意書院上演的《耳蝸裡有隻象》（Truth within Earshot?）希望觀眾思考的問題。

當下的生活方式瞬息萬變，香港話劇團帶來富實驗性的劇場《視外之景》，讓觀眾走進這個「實驗室」，共同思考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有多少會是來自真實的影像，又會否有部分只是來自各種複製的現實呢？

啊鐵會遠道而來我黃竹坑工作室看片，推我玩瀡滑梯一樣，給我很多意見、想像、對紀錄片的思考。

逝者、志向、羈絆、血緣、食物、玩具⋯⋯是枝裕和技法仍在，而且即使這些元素略嫌套路，也未至於了無新意。

「你明唔明啊？」譚蕙芸在訪問期間，屢次向筆者問到這個問題。她會在一句說話後面，把眼睛盯在你身上，問你是否明白她的意思。有時，說著說著就把上半身靠前，我們之間的桌子很小，她快靠到一半。經筆者數算，在兩小時的訪談中，她說了約十四次意思相若的問句。

如果說攝影有一種宿命，那應該是與時間相互籠罩、無法割離的特質。艱難地爬上坡，前往與攝影師黃勤帶的訪問地點——外國記者協會——時，腦中一直盤旋著「宿命」一詞。去年多次爆發言論自由受威脅事件的外國記者協會，其在雪廠街的選址是由港督麥理浩提出的；而黃勤帶的最新攝影集《Secret香港樞密1842-1997》中，也剛好錄入了一張飯局座位表，顯示著麥理浩曾與習近平父親習仲勛同台並坐。透過相片再看眼下、甚至未來的中港拉扯，不免有歷史輪迴之感。

對真實定義得愈實在，這種東西就愈是虛浮和不存在。反過來，真實不是要去定義，而是要去「接近」，這也是我現在辦「香港真實影像協會」的初衷。

香港進入抗爭年代，日本六十年代末的三里塚抗爭與香港的守護菜園村運動相似，於是小川紳介由1968年至1977年期間紀錄三里塚抗爭的七部電影開始走進香港人的視角；大津幸四郎、代島治彥在2014年導演《抵抗的代價：活在三里塚》在抗爭五十年後重訪參與者，就是要探索歷史的現代進行式；到2017年，代島治彥再導演《三里塚：伊卡洛斯的殞落》，在這探索之上再走前一步。

我很同意紀錄片存在一種與史實改編的電影存在不同形式的政治性。以光州事件為題材的《逆權司機》、《逆權大狀》、《華麗的假期》等固然深入民心，但這些電影呈現的不止是歷史背景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還有富娛樂性的故事，政治性固然存在，但相比起紀錄片，政治的多元性則更豐富，抹去娛樂的追求，就呈現了更真實、更全面的影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探索社會。《金君是誰》聚焦於一個身份不明的金姓市民軍，以不同人對其身份的一個論述，去窺視他們對一場轟動全國的歷史事件的看法。

而《真實的謊言（自我審查版）》 的編劇嘗試處理的故事，除了「三年前」於南寧發生的傳銷事件外，還包括在劇場當下發生的戲劇表演本身。除了Ivan外，劇中其他演員亦同樣在第一個敍述層次中擔任「表演者」，「演繹」著於第二個敍述層次中傳銷故事入面的角色，穿梭於兩個敍述層次之間，一再提醒觀眾他們正在觀看戲劇表演 。

波蘭斯基的新作《狂迷驚魂》，其實關鍵在它的原名「based on a true story」，在我看來乃是關於當下時代的寫作，多於驚慄片。好了這代表以下可能會有劇透。女作家黛芬Delphine（艾曼妞薛納飾）擁有相當多書迷，同時寫作走到瓶頸，一再面對「為何你不寫你真實的故事，而孜孜於虛構呢？」的他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