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全劇給予我們的訊息——其實不然。劇並沒有「給予」訊息，「訊息」早就在網民的集體意識裡。網上討論早在第一集播映時已趨熱烈，當代電視媒體不再在是單向的broadcasting，上代學者說「電視能『建構』觀眾集體身份」的理論早已過時，如今電視既是呈現集體身份的徵兆，也作為一個連結網民、形塑共同體意識的「平台」。被動地「安坐家中收看電視」的「觀眾」已不存在了，網民——一個由諸眾構成的集體，既觀看劇集，也在高度參與網絡討論中，形成各種對電視作品的詮譯角度、集體共識和種種分歧。 (閱讀更多)

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潘惠森推出新作《親愛的・柳如是》，展示這位明末清初歌妓心繫家國，卻又忠於本我，愛情至上的故事。資深影評人石琪認為，潘惠森選擇這個「高難度」題材，做到豐富多變而大體上清楚明白，是必須佩服的，而全劇涉及歷史、人物甚多，比《奧本海默》更考驗觀眾的知識，看得他慚言自己「孤陋寡聞，越看越覺得自己無知。」 (閱讀更多)

由韓裔加拿大籍導演宋席琳（Celine Song）首次編導的《從前的我們》（Past Lives），黃柏熹認為它不是聚焦移民和美國夢的糾纏，也不是透過多重宇宙訴說移民對自身的肯定，而是透過一個兒時玩伴的目光，透過一段沒有發生的感情，透過身體和凝視，來訴說身份和回憶的曖昧，訴說離開離不開。導演透過電影說有些跨越要以一生作為代價，所謂「一生」終究是在時間的荒野裡，遇見一個人。 (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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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變失敗，維新派依然認為光緒總是好的，因此要保皇；平民是聽勸的，因此用盡方法令他們覺醒——維新派搖擺的性格帶來的一大弊端，就是容易軟弱和對事業陷入浪漫而不切實際的想象。譚嗣同行刑前的想法是「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但所謂「去留肝膽兩昆崙」的默契分工，極可能是浪漫的一廂情願，在道德勇氣和行動勇氣的驅使下，決定表演就義，最終換來了甚麼？許知遠寫道：「公開處決是朝廷彰顯權威的一種儀式，它也是一場暴力狂歡，總吸引著圍觀者的雀躍，作為他們單調日常生活的調劑。在一張記錄犯人被砍頭的舊照片上，圍觀者幾乎擁到了受刑者的身前，眼裡並沒有同情或恐懼。」用就義的精彩表演激起清國人的義憤、引起他們不滿專政的共鳴，也是一廂情願，事實上，權力崇拜的傳統極深的清國人，有著令外國人都驚異的極強忍耐能力，清國人但求有一個秉公執法的好政府，「完全沒有流露出打算報復的意思，而是默默地生活，對任何人都彬彬有禮」。福澤諭吉在明治初年引發的強烈迴響，很可惜沒有在另一片土地發生。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