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彬傳來《一戰再戰》影評，指出電影還未上映時，已被譽為年度最佳，備受矚目。何兆彬指出電影中，性是權力欺凌也是愛與傳承的載體，尤其體現在黑人女主角與白人指揮官的跨種族關係上。何兆彬直言導演Paul Thomas Anderson以往作品大多文藝，在《一》中的動作戲如此好看，畫面既暴力，又富詩意。 (閱讀更多)

姚金佑傳來《長安的荔枝》影評，指作電影以唐代荔枝運送為主線，透過九品官李善德的升遷與受命，呈現職場奴役與國家衰微。姚金佑認為電影的諷刺性書寫極具力度，尤其在楊貴妃欲取未取的荔枝上得以體現。然而，戲中存有不同問題，如蘇諒、阿僮等配角淪為工具人、喜劇元素頭重腳輕，造成斷裂感等問題。 (閱讀更多)

羅顥熹以盧國沾的經典作品〈找不著藉口〉與雲浩影去年的〈世界多了一個陌生人〉為切入點，探討香港流行情歌創作的演變。羅顥熹認為盧國沾擅長用自然景物隱喻情感的筆法，並將其與周耀輝在〈世界多了一個陌生人〉中，以牆、蟬、城為喻展開他的歌詞，情歌創作從過往的內斂抒情，過渡到現今更為細膩、貼近現實的書寫，展現流行歌詞中跨越時代的情感共鳴與文學再生。 (閱讀更多)

劉以鬯在《酒徒》中感嘆，在香港藝術一沾上交際舞便變了質。然而，梁明暉指出在五十年代的香港，交際舞曾有著另一種姿態。當時，舞女與女明星並列，社交舞從娛樂工具演化為藝術表演，尤以舞王謝魯八與舞后羅佩雲為代表。他們的舞姿展現肢體佈局的創作意識，透過舞廳、電影如《莫忘今宵》與《新娘萬歲》，以及南洋演出，將社交舞舞台化。 (閱讀更多)

石啟峰讀畢Vincent Pak的《Queer Correctives》，指出該書揭示了日常話語如何細密地編織對酷兒社群的無形傷害。作者運用傅柯理論結合社會語言學和酷兒理論，剖析新加坡「新恐同」現象，如TrueLove.Is機構利用愛與悔改修辭，將同性慾望描繪為需矯正之罪。此外，書中提出「線」與「家」的意象比喻，前者象徵異性戀規範的僵直路徑，後者暴露家園的排他性。雖然作者的分析聚焦於新加坡的語境，但石啟峰認為書中的論述同樣適用於香港，如《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的爭議便是一例，突顯語言如何被主流權力用作武器，鞏固異性戀規範，並邊緣化酷兒社群。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