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曉彤評《大狀王》，認為雖然它描畫清朝，卻宏觀地呈現了不少關於人類及世界的誠實觀點，在一片歌舞熱鬧中，默默折射出一片公義的荒涼。然而在亂世裡，誠實卻是需要技巧，不可以甚麼也明刀明槍、直腸直肚。馮曉彤由此分析《大狀王》裡的飛雪、金蜻蜓和欄柵的意象，三者岔出不同的解讀，在歧義重重的罩幕下，保護想像的自由。 (閱讀更多)

自我的變化在《原初的彼岸》一書後半部分的數篇小說中就更加明顯。這變化首先體現在自我內在的分裂，卻以整合新的自我作結。無論是在〈信者與不信者之旅〉中踏上那片以資本和消費為地基的「應許之地」的「我」，還是〈面孔我皺褶〉中一邊撫摸情人一邊喃喃自語的「我」，人物在與他者對話的同時，也是向自身發出詰問，在過程中觸及分裂的自己，造就成長的契機，而這主題在小說集中最後一篇作品〈分裂的人〉中更為突出。可是，分裂在潘國靈的這些小說中都只是過程。人的自我在分裂中尋覓、反思，最後能夠把分裂在各處的東西整合成新的生命狀態，發出全新的自我的聲音或形態，那就是〈分裂的人〉結尾「我」在諸般分裂之後得到的領悟：「我與『你』的並存成為一個生命的鐘擺，我以鐘擺的兩極擺動來提取力量——存在的力量。」作者將鐘擺的意象運用得十分巧妙，它既是物質形態上的「一」，同時也因為運動的緣故，化作成不同時空的「二」，而運動的軌跡正是時間之體現。只看到其中一端的鐘擺是一種錯誤理解，正如只看到成長中處於未來時空的「彼岸」也並不是理想的成長，唯有回望過去，在未來與過去中回蕩，才有機會發現更真實的自我。 (閱讀更多)

挪威作家約恩·福瑟（Jon Fosse）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立即引爆華文文學界對他的興趣。他的小說、劇本較少中譯，但是他的劇作經常在世界各地上演，可說是最常被公演的在世劇作家。劇作家甄拔濤以《有人將至》及《我是風》為例，探尋福瑟的寫作減法，由此看到了他跟前人的分別：文本不必以營造戲劇衝突為手段或目標。 (閱讀更多)

2023年的《年少日記》與《白日之下》，總讓人想起去年的四字電影熱潮。查柏朗在去年的香港電影脈絡中，處處可見兩代在價值觀、文化傳承或權力上的不對等。不論《流水落花》、《正義迴廊》曖昧地與建制共舞，還是《窄路微塵》、《白日青春》、《野草不盡》在不被看見與出走之間兜轉，新生代要找到自己的聲音，要有相應行動支持理念，並建立自己一套影像美學，也在持續地揭露現成體系的不義的同時，寄望能時刻自省權力身位的轉移，不重蹈前人覆轍。 (閱讀更多)

黎蘊賢Orlean首次執導，棄文本、劇情、敘事主導的劇目，只就若干母題借題發揮，如擬真取信, 失敗（欲蓋彌彰地表演失敗）、重複等等，這些都連繫著劇場的脈絡，使這次演出甚有後設劇場的況味。至於作品的結構，anthropo-scenography 與object-oriented scenography 各佔一幕，屬過去20年來隨科技融入劇場的「新媒體劇場構作」(new media dramaturgy) 的格局。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