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王耀宗《華年心緒從頭理——回憶從英殖到中國特區六十年的香港》書摘——〈博覽群書 知識啟蒙〉

我家並非書香世代，父母分離，自小帶大我的是阿姨，她是一個工人，可能讀到初中程度。她日後給我的信，文字寫得很流暢。母親雖然識一些字，但她從來沒有看報紙的習慣，家裡也沒有任何圖書。我求知慾熾烈，自小學就喜歡看書。看書除解除寂寞外，其次是滿足我對周圍事物或環境的好奇心。幼年從上海移居香港，生活圈子及思想遭到巨大的震盪；對外界的感覺較敏感，求知慾也特別強烈。自覺比其他同時期的兒童較為成熟。

求知慾表現在兩方面：一面對自己的出生地（即中國大陸）的關心，另一方面對香港的變化（以及世界各地）也特別留心。小學階段，讀書先從中國古典小說開始。我不知道這些書是哪裡來的，相信大多數是從大會堂圖書館借來的；不過，也有可能是從舊書攤買回來的。那時，灣仔莊士敦道電車路旁的橫街内，如太原街及石水渠街，黃昏後常有一些舊書攤，兜售雜亂的舊書籍。我常在那裡蹓躂，買到的好書包括豐子愷的畫集、無名氏的小說以及傅雷翻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等等。在我中學成長的時候，娛樂不多，那是許冠傑和蓮花樂隊唱英文歌的年代；電視也不普遍；閱讀幾乎是我唯一的樂趣，也是最大的樂趣，除了看電影。

四大古典小說中，《水滸傳》、《三國演義》及《西遊記》，我在五、六年級已經讀過。記得可能是五年級的聖誕節長假期；一個人在家，用了三、四天讀完一套三冊的《西遊記》。《紅樓夢》則要在大學四年級時才讀，當時修了一門佛學課，讀《紅樓夢》竟讀出了一些佛學味。讀情色書《金瓶梅》是在八十年代《花花公子》（Play Boy）雜誌連載時看的，那時已在大專教書了。《水滸傳》及《西遊記》差不多全是白話文，《三國演義》則是淺白的文言文，瞭解完全不成問題；那時少年的心態，純粹是「追故仔」，明白七、八成也就足夠了。《水滸傳》、《西遊記》及《三國演義》的故事，家喻戶曉，內容不必細表，也令我中文進步神速。不過，對我來說，閱讀這些古典小說的「追故仔」心態，卻遺留下來一個極其不良的學習習慣。書本內裡有大量的古典詩詞，由於要「追故仔」的關係，很多時候我是一跳而過，無意仔細咀嚼其中的含義，逐漸令我失去了欣賞中國古典詩詞的耐性及興趣。直至現在，我對讀詩詞，還是格格不入，不大耐煩。不過，中學時代，四十多篇古文，包括杜甫、李白的詩，曹植、王勃及韓愈的文章，我都能背得滾瓜爛熟。杜甫的詩，悲天憫人，最令我感動。

初中時，差不多每天黃昏五、六時許，我會經修頓球場走去電車路（莊士敦道），在龍門酒樓前的報攤（有二至三檔）購買所謂「拍拖報」（一角兩份報紙），漸養成閱讀報紙的習慣。不過，雖然每日讀報，《明報》也是我必買的報紙，卻沒有追讀報紙連載武俠小說的習慣，雖曾經一度迷讀武俠小說。至今仍記得在晚上板間房的燈熄了以後，睡在「碌架床」下格用電筒在被單內照著看的刺激。

我曾經閱讀過金庸的《神雕俠侶》、《書劍恩仇錄》等書，但並不特別印象深刻；反而，覺得最好看的一部武俠小說，是倪匡著的《六指琴魔》。幾年前，我想重讀《書劍恩仇錄》，但讀了十多頁就讀不下去了，始終覺得人物塑造及故事結構太過鬆散。幾十年來，金庸的武俠小說脫穎而出，流行華人世界；六、七十年代金庸梁羽生並稱，如今他力壓百家，被捧成文學宗師，形成當今華人社會的「獨尊金學」現象，論述這個蛻變過程，實在是一篇「知識社會學」碩士論文的好題材。

一九六四年小學會考畢業，我被派到高主教英文書院。同年，中環大會堂圖書館建成，大會堂分成兩座：一座是劇院，舉辦音樂會及話劇等活動，另一座是八層高的大樓，內有成人、兒童及參考圖書館；另有演講室，常舉辦「學海書樓」的免費學術講座，我也去聽過多次。除了滙豐銀行外，那時的大會堂高座可能是中環的最高建築物。家住灣仔，距離中環大會堂圖書館不遠，只有四、五個電車站。事實上，我的母校高主教書院就在中環羅便臣道二號，距離大會堂也不遠。從中一開始，回學校就依這樣的途徑：先從家中步向軒尼詩道電車路，乘幾個站電車，到達中環雪廠街口附近（現今渣打銀行前），然後沿雪廠街步行上山，經過動植物公園，之後行一條長長的己連拿利上山路，到了堅道，學校在望了。回家也是一樣，從雪廠街口到海邊的大會堂圖書館，只隔了愛丁堡廣場，所以大會堂圖書館變成為我中學時代常到之所。

初初開始，我借的書都是關於天文學的，夜望星空，總覺神秘莫測，宇宙的根源何在？太空有多寬？不可思議。至今我總覺得有創造者存在。受了羅素（B. Russell）在《為甚麼我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的影響，中青年時期，我是無神論者，但在二○一○年，我聽了半年的神修班，晚年我受洗成為天主教徒，終於回歸少年的情意價值體系；但我的天主是「愛恩斯坦式」的，不是 personal God。除此之外，我還歡喜借名山大川風景的書籍，我也愛上中學地理一科，成績不差。出來社會工作後，我訂閱《National Geographic》超過二十年。

初中時，不知何故，在中環大會堂圖書館，我接觸到一套一九三五年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社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共十冊。頭兩冊是有關文學革命及新文化運動的文章，其他冊有散文、小說及戲劇等專集。我借了這套書的頭兩冊，讀了大部分的文章，認識了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錢玄同、劉半農、傅斯年、鲁迅等名人，啟發了我對新文化運動的興趣，特別對五四運動的興趣，這成為我終身不忘的課題。二○一九年，已解散的教協與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合辦學術研討會，紀念五四運動百周年，邀請我、周佳榮、陳萬雄及鄭宇碩四人作專題演講，我與有榮焉。基本上，我承傳了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的觀點。我開始閱讀胡適及魯迅的著作，初中時買了一套《胡適文存》四冊，保存至今。曾買了一套《魯迅全集》，後來送給小西灣的中華基金中學。

魯迅文章中，印象最為深刻的一篇是談讀書的。他說「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沉靜下去，與現實人生離開，看外國書—除印度外—往往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那使是頹唐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厭世。」這是典型的魯迅對中國文化的cynicism。無怪乎在習近平時代的中國，魯迅的文章幾乎在中學教材中消失了。我雖不曾受到他cynicism的改變，但對我後來讀書方向，卻有重大的影響；至今為止，我所讀英文書遠遠多於中文書。他對中國文化及傳統性格，確有非凡透澈的分析。近年來學者夏志清評價張愛玲高於魯迅，相信有政治因素。中共高舉魯迅為「革命文學家」，是文壇的一面旗幟。海外反共學者另舉他人，與魯迅分庭抗禮。張愛玲文字精緻，然魯迅對人性觀察入微，傳統文化批判之深，遠非張愛玲可比。

我從一九六五年中一開始寫日記及筆記，為了寫回憶錄，搜出多年前的筆記本，發覺我在中三，曾手抄魯迅多篇文章：《野草》中的〈題辭〉、〈秋夜〉、〈求乞者〉、〈希望〉、〈復仇〉、〈雪〉等，我還抄了一份魯迅著譯年表及其他作者研究魯迅著作的列表。同樣地，我還做了胡適著作年表及一些文章的撮要，如〈文學改良芻議〉、〈論短篇小說〉、及〈迫上梁山〉等。此外，我也看了其他作家文章，如陳獨秀、劉半農、茅盾、郁達夫、巴金、葉紹鈞、郭沫若等人。然而，我雖看了大量文學作品，但沒有投入文學創作的道路，我僅是喜讀文學作品而已。究其原因是自己性格內向，不擅用文字表達自己情感，我屬於思考分析型，追求客觀真理，壓抑情感，價值中立，習以為常；至今，在平常社交場合，往往有自己難以表達情意的一面。

值得一記的是在那個時期，有一本書對我以後知性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對中國政治的瞭解，就是周鯨文著的《風暴十年》。我不知他是何許人，他似乎也沒有其他著作。後來讀女作家章詒和的著作，才得知他是一九四九年前中國第三大黨「民主同盟」的常委。但章詒和並無詳細介紹他，看來他在「民主同盟」內非關鍵人物。我大概是在灣仔龍門酒樓旁的橫街舊書攤買到此書的。《風暴十年》所敘述的是中共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九統治十年內，發動的政治清算運動以及對知識分子殘酷的鬥爭。他以過來人的身分，經歷遭暴風式政治運動狂颳的生涯，得以安全抵港，寫成此書。它令我印象極深刻，形成了我對中國共產主義及共產黨的初步看法。

由於孤獨，從中一開始撰寫筆記及日記，抒發鬱悶。日記方面，從中一下學期到中五畢業共寫了四年半，日期是從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學畢業，寫了三冊，看起來不是每天都寫的，不知後來為何停止了，到一九七三年三月廿二日重新再寫。中一第一天的日記十分簡單：「元旦日也，晴。晨理髮，得本月中津貼十元。購一日記部，此本也。午抄江大鑄著之《國防地理》多葉（頁）。街上頗熱鬧。」但是，我在前面「新的展望」欄卻洋洋灑灑寫了兩頁，如下：「今天是一九六五年的第一天，環顧過去一九六四年，真是不勝感慨。首先，我已從小學升上中學，但成績並不理想。尤其是首、二次考試最差。比起來，二次較好，成績較有進步。我希望一九六五年再努力，爭取較優的成績。除此之外，一九六四年可說是並不吉意年份，不但國際甚至本港屢屢發生不如意之事。在國際，例如美國第卅一屆總統胡佛逝世，中華民國（即臺灣）參加東京世運失敗而歸等。不過國際間喜事是有的，例如，歷史上世運會第一次在亞洲東京舉行，可說破天荒的。本港由舊年八月到年底連續四個月放長喉（全日廿四小時有水）。這時因為一九六四年先後來了五、六位風姐，過門不入者也有三、四位之多。木屋居民並不特別喜歡放長喉，因為時常被風姐摧毀也。至於本港農民在一九六四年減低收成百分之二十可謂慘也。工商業也並不得意，首先英國首相威爾遜宣佈徵收附加稅百分之十五，其次收（受）到東南亞之抵制。不過一九六四年已成歷史陳跡，希望明（今）年大家水頭充足，大家努力則前途樂觀矣。」寫得十分「老積」，真不似一個初中學生。

大學三年級再恢復，一直寫到現在，積累有逾五十冊了。現在看整理出來的中三筆記，裡面有化學元素分子表、中國主要大山、河流、廿四史及作者；魯迅文稿抄寫，如〈秋夜〉、〈復仇〉、〈希望〉等。讀完中二的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九日，我寫道：「下午看朱自清的《新詩雜話》，看了他的序。我們國文課本中作者介紹中，說他是誠厚溫厚的君子，今看他的文章，果然如斯。這篇序寫於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寫於昆明，離他逝世，一九四八年，還有四年。我想作者清華大學教授，一個大學教授這樣謙虛，自認『自己讀到的新詩究竟少，判斷力也不最自信；而且還承認三處有錯誤的地方』。......朱自清等作者在香港找不出幾個。」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我寫道：「看葉聖陶文集第一卷，第一篇故事是〈一生〉。這裡說的是女人的一生，數十年前的女人。我們也可以由這個故事，數十年前的女人生命之賤，簡直像貨物賣來賣去。父母親當她不是人，因為伊早晚是人家的；多留一年，便多破費一年；丈夫當她也不是人，而是半隻牛，因為可以耕田，打罵由他，最後伊忍不住了，逃出來了，又被騙回。最後被家婆賣了，作為丈夫的葬費。伊人是被動的，被人宰割的。現在來看這個故事是平淡無奇的，在電影中常常看到。」相信我的意思是當時粵語片的橋段往往是這樣老套的。女主角身世十分淒涼，家婆欺負，丈夫爛賭，兒子不肖等等。

另有一本羅曼羅蘭的名著《約翰克里斯朵夫》，由傅雷翻譯。聽說這篇長篇小說是描寫貝多芬的一生。寫一個十五歲的少年，經過多重苦難的磨練及心理的掙扎，奮進向上的勵志故事。那時我正陷於極端苦悶的階段，此書帶給我猶如黑洞前的光明出口，至今仍記得寒夜挨冬在枕頭上苦讀的激動。我在日記上記下了買這套書的經過。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我寫道：「我窮一個星期的時間，將《約翰克里斯朵夫》第一冊讀完。我一套是傅雷翻譯的，時間是中華民國卅五年一月初版。說起我賣（買）這一套書的經過這樣的。我在一本書，介紹古典作家，其中談到羅曼羅蘭的名著《約翰克里斯朵夫》，說最好的譯本是傅雷翻譯的，於是我便存了買這一套書的動機。有一天晚上，我無意中舊書店瀏覽，突然看見這套四大冊巨著完完整整擺在那裡，心裡一急，立刻問書店老闆要多少錢，他說這一套書是缺少第三冊，但多了第四冊，所以看起來像一套。大感失望之餘，就走了。一日我再去那舊書店，看見他們整理舊書，《約翰克裡斯朵夫》那套書亂擺在地上，仍缺了第三冊，問老闆要多少錢，他說七元，我心裡想這一套書雖缺少第三冊，但畢竟是舊版，相信有的不多了，便決定買他（它）下來。」後來，我有無補回第三冊呢，就完全忘記了。

臺灣的書報雜誌對我以後知識發展也有關鍵作用。那時臺灣仍是蔣介石戒嚴法統治的白色恐怖時代，但仍有少數異議的聲音。五十年代有雷震辦的《自由中國》雜誌，一九六○年，雷震因創辦反對黨而被捕入獄。六十年代初出現了《文星叢刊》書籍及《文星》雜誌（較後期才看到的）。我立刻被一位作者吸引了，就是李敖。我第一本看的是《傳統下的獨白》。我立刻被他橫掃千軍萬馬的文風、痛擊傳統腐朽的反叛勇氣所傾倒。我幾乎買下了他在《文星叢刊》裡出版的所有書籍（至今仍保存）。這開始了我維持七、八年的「李敖狂熱」年代。他的《胡適評傳》和《胡適研究》我看了三、四次。他的《大學日記》我跑了多間書店才買齊四冊。我也買了《文星叢刊》其他作者的書，如居浩然、黎東方、何秀煌（他成為我在中文大學寫哲學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等。

有關李敖的日記，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我寫道：「買了李敖著作三種：《媽我離不了你》、《大學日記甲編》、《大學日記乙編》。一口氣費二個鐘點讀了《媽我離不了你》。除了第一篇批評瓊瑤的文章外，其他的全是附錄及書信，十分失望。」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我寫道：「再讀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和《教育與臉譜》。對李敖多有好感，然而對他的博學，深深地佩服的。」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我寫道：「下午再讀李敖的《胡適研究》，在序中，他說『我想到去年（民國十年）給他的信，我覺得你有點老憊，虛榮心及派系觀念好像多了一點，生龍活虎的勁兒不及當年；對權威性的攻擊也不像以前那麼犀利』。今天，我送了兩本《胡適選集》給任威霖看。在船中，翻了翻，給『胡適的老憊』找到了一條佐證，《胡適選集》（人物）（文星叢刊）中的〈說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很明顯，這兩個故事有深刻寓意的，對蔣總統有諫一諫的意思。然而胡適寫得多宛轉，很動聽。這不是證明『胡適的老憊』嗎？讀了後記，更令人惋惜，氣餒。」我是同意李敖觀點的。

在《上下古今談》一書中的一篇〈給談中西文化人士看看病〉文章中，他一口氣批判了四十一位學者名人，其中包括我以後的師長徐復觀及錢穆等先生。他還拿了徐復觀的名字開玩笑「徐徐反復觀看」。聽說在臺灣還引起一場激烈的文化大爭論，參與者有當時著名學者：胡秋原、鄭學稼、徐道璘、徐高阮等。多年後，我讀了他寫的小說《北京法源寺》，雖說文學作品，但其實他在寫歷史，又吹噓可得諾貝爾獎，我漸漸對他的自吹自擂大起反感了。三十多年後，李敖進軍大陸市場，他的書極受歡迎，但我在《明報》觀點版寫了一篇文章〈人書俱老的李敖〉，批評他的言行。

在臺灣的文化大爭論中，有人傳言李敖背後指導者是殷海光，《文星叢刊》書籍中有一本殷海光所寫的《海耶克和他的思想》。殷海光在五十年代站在自由主義立場常寫文章批評國民黨，是被安全部注意監視的人物。六十年代中，他受到李敖的牽連，被臺灣大學停止教席，海外知識分子譁然，多表同情，我當時也十分憤憤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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