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要填補心虛，對自己說我在北京住了超過二十年了，該可以合格領取書寫北京的入門證了。 (閱讀更多)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在新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裡說：「傘運可能是幼稚，但不等於今天香港的選擇只有勝或敗，攬炒或投降，而再沒有討論、靜候和共生共榮。」作為學者，彭麗君希望傘運不只得一種說法，而是有其潛在的能量。這些能量，或許能在六年後的今日，為我們帶來啟發。 (閱讀更多)

壞時代也可以生產好事物，正如戰爭時期可能有很好的葡萄收成，成為酒史上值得記住的一年。 (閱讀更多)

攝影師高仲明過去一年拍攝反送中運動示威者的照片，眾籌出版《港傷》攝影集，並獲Sony世界攝影獎專業組冠軍，紀錄時代的傷痕，提醒大眾不應遺忘。 (閱讀更多)

鄧小巧解釋，「一個人跌倒很無助，但假若有朋友在旁取笑，反而化解了尷尬。有人見證、肯定你的痛，大概就是同行的意思。」可惜這是個「blame the victim」的時代，我們每個人遭受的心靈壓迫只有越來越多，麥曦茵卻強調同行是一個念：「就如兩個人去看鬼片，如果旁邊的人比你害怕，你反而會堅強起來。很多時候我們都是『泥菩薩過江』，每個人都面對苦痛，分別在於痛苦的重量，若未至於承受不了，都會幫助比自己痛苦的人。如果人要共生共存，同行就是義務和責任。」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