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韓裔加拿大籍導演宋席琳（Celine Song）首次編導的《從前的我們》（Past Lives），黃柏熹認為它不是聚焦移民和美國夢的糾纏，也不是透過多重宇宙訴說移民對自身的肯定，而是透過一個兒時玩伴的目光，透過一段沒有發生的感情，透過身體和凝視，來訴說身份和回憶的曖昧，訴說離開離不開。導演透過電影說有些跨越要以一生作為代價，所謂「一生」終究是在時間的荒野裡，遇見一個人。 (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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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變失敗，維新派依然認為光緒總是好的，因此要保皇；平民是聽勸的，因此用盡方法令他們覺醒——維新派搖擺的性格帶來的一大弊端，就是容易軟弱和對事業陷入浪漫而不切實際的想象。譚嗣同行刑前的想法是「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但所謂「去留肝膽兩昆崙」的默契分工，極可能是浪漫的一廂情願，在道德勇氣和行動勇氣的驅使下，決定表演就義，最終換來了甚麼？許知遠寫道：「公開處決是朝廷彰顯權威的一種儀式，它也是一場暴力狂歡，總吸引著圍觀者的雀躍，作為他們單調日常生活的調劑。在一張記錄犯人被砍頭的舊照片上，圍觀者幾乎擁到了受刑者的身前，眼裡並沒有同情或恐懼。」用就義的精彩表演激起清國人的義憤、引起他們不滿專政的共鳴，也是一廂情願，事實上，權力崇拜的傳統極深的清國人，有著令外國人都驚異的極強忍耐能力，清國人但求有一個秉公執法的好政府，「完全沒有流露出打算報復的意思，而是默默地生活，對任何人都彬彬有禮」。福澤諭吉在明治初年引發的強烈迴響，很可惜沒有在另一片土地發生。 (閱讀更多)

日前由追光動畫製作的電影《長安三萬里》在國內上映後大賣，亦同時惹來爭議，作為一部「動畫歷史片」，又以「還原大唐氣象」作為賣點，卻被指斥電影內容與史實不符。曾繼賢談論此次《長安三萬里》的史實爭議，分析電影中的「失實」和藝術手法，也看看以往的「失實」電影，比對而論。當我們在創作過程中要從藝術與史實之間取捨時，兩者是否必然為「魚與熊掌」的難題？我們應以怎樣的尺度去判斷？ (閱讀更多)

馬鞍山恆安邨是此劇用得最淋漓盡致的環境，這屋邨落成不久，就曾在1989年，獲香港建築師學會頒獎嘉許其商場及中央花園，它是很早期決定將商場設計成開放空間的嘗試。這屋邨的各種公共空間，用了很多中式庭園的元素，放在劇中，不僅沒有讓人覺得「出戲」，反而獨特又陌生的商場設計，讓不少觀眾覺得日常但又不平凡。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