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文學館的相關議題再次受到關注，各界對文學館的想像和期望也大有不同。不過歸根究底，若要尋求一個最大最大公約數的話，文學館的基本工作大抵離不開文學的搜集、保存、整理、研究和展示幾個大項。文學相關資料繁多，即使能夠大量收藏和保存，一時也無法全數整理和展示，當中必然涉及主次和取捨。各地文學館因其不同的主題、規模和運作方針，實際操作時會有不同的取態。小型文學館限於規模，在策展和舉辦活動時，往往會針對目標對象的趣味和需要；至於大型文學館，則往往更多地考慮到正典論述和文學地位，務求向國民和外國訪客具體呈現一國文學的歷史，並兼具研究機構和圖書館的功能。在此，我們不妨以目前世界最大的國立文學博物館（national museum）——也就是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為例子，檢視國立文學館的功能和意義。 (閱讀更多)

我1962年5月從廣州經澳門偷渡來港，開始接觸文學，尤其是新詩。 因何寫詩？大概因為形式簡單，三幾行構思，一揮而就；其次是虛榮：詩人於中國文學史的地位最高。第三個原因也許要說到客觀因素：家居狹窄，甚至沒有一張桌子，比較適宜詩歌的微型創作。 幾時開始寫第一首詩，恐怕大部分人都不記得。不若說甚麼時候發表第一首詩更有意義。印象中是1970年《中國學生周報》的「登樓賦」。這首詩曾獲《畤代青年》月刊徵詩比賽的優異獎。 (閱讀更多)

本地倡議設立香港文學館的聲音一直存在，能否爭取成功都與香港文化政策及撥款息息相關。政府揚言要將香港打造成「中外藝術文化之都」，但資源有否恰當運用，還是只是「燒煙花」？而據說文學本來就窮，申請資助時一直處於弱勢，到底實況與出路又如何？本文希望展開香港文藝資源及政策的討論，思考如何促進文化事業發展，尤其探討文學獲得資助的可能。我們分別邀請了資深藝術行政工作者May Fung（馮美華）及文化政策研究者雷子興，分享其經驗及觀察。 (閱讀更多)

不知不覺，我們已經被文學館包圍！除了已建成的文學館之外，還有不少文學館在爭取、倡議與籌備中，就此我們採訪了臺灣文學學者須文蔚講述正在籌備中的臺北文學館，以及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講述預期明年開幕的上海文學博物館，了解其爭取及倡議過程，其間的官方與民間之互動關係，並由此觀察建立城巿文學館的核心關懷及關鍵問題。要做好一間城巿文學館，必須思考地方特質之文學體現，甚至以城巿為單位通向國際對話。 (閱讀更多)

到了1942年底，日本佔領了香港，能夠制止走私嗎？其實日治時期的吐露港情況極為混亂，既有不同的賊幫橫行，也有平民百姓為了生計而做「水客」，被不同的賊幫「抽水」；加上本地人協助中國文化人和英國義勇軍人員偷渡離境，這片海域真的很繁忙。據說當時情況那麽亂七八糟，連賊幫也看不過眼，其中一些受了義氣鼓動，決定要在吐露港維持一定程度的安全。（從集中營逃出來的英軍也見證了匪幫的義氣：他們拿著一張簡陋的地圖，日間躲藏，黑夜上路，希望走到廣東未淪陷的地區，中途遇上劫匪，要把他們僅有的物資搶去。但劫匪弄明白他們是英軍之後，不但物歸原主，而且一直護送他們到達惠州。）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