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最新出版的《有托邦〔索隱〕》,穿梭於文學、影像、藝術等各種文本,反思疫情、自然災害等議題,激勵我們對「有托邦」的想像,廖偉棠亦寫了四篇〈致十年後〉的代序,本文收錄他寫給十年後的兒女、朋友與AI的篇章,讓讀者感受他對未來的希冀與想像。 (閱讀更多)
「我期望讀者在閱讀中會陷入不安或失眠的狀態,失眠就是你去了另一個空間/時間,雖然這樣聽來有點搞笑,但比起容易跟從的小說,不斷扯停和攔截讀者,讓他們讀到下一頁又拆返上一頁,這樣的閱讀經驗更加珍貴。」文學應該是可以不斷重覆閱讀、不斷詮釋的東西,這才是對他而言天才的作品,而他理解的寫作更接近苦行僧的姿態,「將每日每個時刻都服務於這個寫作的姿勢,將生存轉化寫成寓言,我的寫作者姿態應該跟生存的姿態是同一回事。」 (閱讀更多)
取得金馬獎三項入圍提名的澳門電影《海鷗來過的房間》,像股小旋風掠過台灣、香港,再駐停在它的家澳門,掀起不少有關電影與創作、文字與影像的思考和討論。澳門寫作人李爾早前曾於導演孔慶輝、編劇葉玉君進行對談,提及電影的最初版本,是個瘋狂的黑色喜劇設定,而當《海鷗》接觸過不同地區的華語觀眾群,導演最深刻的是仍是電影在公映期間,直接感受到那種澳門人的感覺。 (閱讀更多)
張飛帆銳意跨越種族界限,故這套音樂劇除了沿用一些非洲音樂、以非洲話唱歌,更引入來自五湖四海的角色,如越南、非洲、巴基斯坦等,通通都不是香港人,這正反映了重慶大廈的真實狀況,背負著不同過去的人,都曾在香港聚集。張飛帆說,「香港一直住了很多我們無法理解的人,即使我們去重慶大廈,最多都是去吃吃咖喱而已,但真正在裡面生存的人面對著甚麼、經歷過甚麼,我們只能靠想像。」故張飛帆豐富了每個角色的過去,他們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各自掙扎著,為了自由不得不付上代價,唯獨記者簡慧詩是相對自由的「局外人」——在原著裡,她本在重慶大廈的志願機構工作,但改編後卻成為富裕、受高等教育的記者。張飛帆解釋,這代表「香港人」的眼睛,以此理解、關懷外面的世界,亦象徵小小的希望,即使最後甚麼都改變不了,也並非毫無價值,「這幾年很多香港人的無力感都很重,即使我們改變不了世界,但多一個好人,或者多一個幸福的人,世界就會少一個受苦的人,這就是我們最微小的力量。」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