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沒多少人會在意那些隨手掉的單據，竟有如斯份量，甚或如斯重要。除非，你曾經是其中一份子，游離於某個看似與「外邊」互不相干或互不打擾的角落。那麼，2016至2017的七一前後，歷經三百六十五日幾乎年中無休的「介入」，藝術家會否由outsider變insider？從旁觀到交心？當馬玉江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因為不會廣東話所以不敢開口，我就明白了——Empathy出自心底Calling。2014年移居香港，遊魂野鬼半夜三更遇上在自家城市「流放」的人，因「同病相憐」而凝聚，孤絕個體因心靈無處安放而結連。有病的，自是導致孤絕的源頭，這座城市的管治者／操縱空間權力之人。年中有休，因馬玉江當時仍得每三個月回山東老家辦一次簽證。四季如常的等待，從他／她們手上拿取單據的行為，亦逐漸變得有點公式化。藝術，也不是醒來送上三文治的NGO。單據上幾隻手寫字慰藉，讓來自北方的人感動不已。 (閱讀更多)

很多年後，《地下情》有次在大銀幕重映，我把握機會重看了一遍，彷彿明白多一點。身邊的朋友嫌此片矯情，我倒認為是關錦鵬被忽略的佳作。不過，關錦鵬說電影大致是跟著邱剛健的劇本去拍，而邱剛健生前接受訪問，也自言《地下情》是他最滿意的編劇作品。最近《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出版，當中收入了《地下情》的分場、初稿與完整劇本。按片頭編劇一欄，此片是由黎傑與邱戴安平（邱剛健化名）合編。關錦鵬憶述當年他們三人討論完劇情後，由黎傑負責撰寫初稿，拍攝時則靠邱剛健前一天「飛紙仔」給他。現在將初稿與電影劇本比較，兩者確實有頗多出入，好像不少有關飲食的精彩橋段，並不見於劇本初稿，卻出現在電影裡，值得細談。 (閱讀更多)

如果把棟篤笑和文學結合在一起會生產出甚麼？先別下「棟篤笑就是文學」這類結論，這樣會使我很頭痛，因為這涉及要定義甚麼是文學或文學是甚麼，就好比要解釋一個笑話的意思是甚麼一樣，解釋過後笑話就涼掉了，不好笑了。所以請試想像看看：一個棟篤笑表演者走進第三世界的俱樂部，他五短身材，模樣滑稽，一上表演臺就仆倒了，然後驚惶地說自己搞錯場次了：我居然沒穿防彈衣就來到這裡——觀眾們被他連珠爆發般的笑話和肢體表演逗樂了，他接著開台下觀眾的玩笑：「你的髮型設計師以前是不是專門設計核子反應爐的？」、「他們有說明你們只是暖場觀眾，待會兒正牌的觀眾才要進場嗎？」觀眾大笑、吹口哨和發出噓聲，不知不覺就被吸進去他的表演裡，全神貫注。 (閱讀更多)

是枝裕和《小偷家族》（下稱《小》）拿下康城最佳影片金棕櫚獎，日本開畫票房驚人，文學館全館同事撲去睇。是枝說本片結合了他近十年的思考；的確，《小》中有《誰調換了我的父親》以來的關於血緣（及階級）的質問辯證，置入更極端更具想像力的語境。片中窩藏一家的日本舊式小屋的狹小空間，其曲折幽深一步百景，也更勝《比海還深》（樹木希林的位置也更接近神了）。《小》的挑戰法理遠勝《第三度殺人》，連犯人室對話的拍攝取鏡都好多了。信代的精明潑辣，還有咖喱的神聖與冷麵的性感，也比《海街女孩日記》更不著斧鑿痕跡。 (閱讀更多)

「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有土地的地方就有歌。」六月十七日下午四點，音樂人羅思容赤足坐在舞台上，用其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唱著土地的故事；此時我們坐在四十九樓高的地方，離地那麼遠，心神卻竟被引領開去、鋪展於陌生的台灣鄉野土地上。 (閱讀更多)